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_英]戴维·米勒著；杨通进，李广博译_9787229075910

　牛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戴维?米勒的《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一书由10章组成。第1章介绍了该书的基本思路。第2章分析了世界主义的具体内涵，并捍卫弱式世界主义，反对强式世界主义。第3章的主题是反对全球平等主义。第4章阐述了两种不同的责任概念（后果责任与补救责任），并分析了这两种责任概念在民族责任和全球正义理念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第5章探讨的是民族责任的问题。第6章探讨的是一个民族对其先辈的行为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第7章关注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补救责任，即当基本人权未受到保护时，有能力帮助保护基本人权的任何行动者（个人或集体）原则上都要承担起补救责任。第8章探讨了三个问题，即移民权究竟是不是一项基本权利，移民接收国享有领土权利的依据是什么，哪类移民政策是符合正义的。第9章讨论的是富人对全球穷人的责任问题。第10章是对全书的总结。

　全球化是人类正在经历一种划时代的历史进程。探讨并解决与全球化有关的各种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我国目前出版的书籍主要关注的是与全球化有关的经济、政治和法律问题，“全球正义研究丛书”丛书主要关注与全球化有关的价值、规范与伦理问题。
　　作为全球化进程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要积极参与全球规则的制定，致力于建构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为此，中国必须要形成自己的、能够占领“道义制高点”的外交哲学。这样一种外交哲学（包括国际关系理念）必须要以某种能够获得理性辩护的全球正义理念为基础。
　　全球化给不同民族和国家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同的。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全球化的福音，使全球化的负面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就必须对全球化（特别是资本的全球化）进行某种规制和引导。这种规制和引导需要以某种共享的价值和规范为基础。
　　全球化对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了适应全球化的进程，我们必须要了解那些引导和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价值和规范。
　　人类已经并将继续生活在某种或好或坏的全球共同体中。为了更好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人类需要寻求并遵循某些合理的公共规范，创造并建构某种有利于消除各民族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共享价值和全球公共政治文化。
　　生活在全球共同体中的人类需要某些共享的价值、规范和伦理，以之作为建立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协调各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本丛书将选择那些探讨并倡导世界主义、大同理想、和平主义、全球分配正义的著作，首批书目共4种，分别是：《没有国界的正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全球正义：捍卫世界主义》《全球正义：世界主义的视角》。
　　丛书兼顾学术性、可读性与创新性。读者定位为关注全球化问题的学者、青年学生、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与白领阶层。

“全球正义研究丛书”总序
　　一
　　谁都无法否认，人类正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全球化指的是这样一个过程，即世界范围内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扩展、加深、加强和加速。经济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发动机和主要战场。全球市场（特别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和全球贸易的不断扩展、强化和迅速发展把世界各国的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其他国家的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不是在政治的真空中发生的。经济的全球化导致了政治的全球化。世界某一地方的政治决定和行动，能够很快地获得全球范围的影响力。发生在一个地方的政治决策和政治行动能够通过快捷的媒体纳入全球政治交往的复杂网络中来。
　　经济的全球化与政治的全球化使得世界不再由相对“分散的文明”或“分散的政治共同体”所构成。相反，人类生活在一个“重叠的命运共同体”中，发生在一个国家的事件将不可避免地会对另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影响；生活在地球这一端的人们的生活也将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重要决策的影响。“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国内事务与外交事务、国内政治问题和国外问题的区别已不再被明确划分。”
　　全球化既给人类的生活提供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其中一个重要的挑战就是，全球化加剧了全球的不平等。全球化带来了全球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从1960年到1997年，世界人口中最顶层20%的人群（都在最富裕的国家）与最底层20%的人群之间的收入差距从30倍增加到74倍。全球化虽然提高了全球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效率，导致了全球财富总量的急剧增加，但是，全球化的利益与负担却没有平等地在世界各地的人们之间分配和共享。此外，在全球化时代，一个人是否拥有物质财富和其他优势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碰巧出生或生活在哪个国家。一个幸运地出生在西欧的儿童，比起出生在非洲或拉丁美洲的许多儿童，有更多的机会长大成人。“如此武断地分配生活的机会，代表了我们时代主要的道德问题。”
　　当然，导致国际不平等的关键不是全球化进程本身，而是全球化的方式，特别是证明、推动和引导全球化的规范。毕竟，经济上更大的相互依存本身（如更多的贸易，更多的知识交流等），如果能够得到恰当的管理，是能够给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带来好处的。因此，面对巨大的全球不平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对全球经济相互依赖性的全盘抛弃，而是更好的全球规范与全球制度；我们需要某种更为合理的规范和制度来调节这种相互依赖，来更为平等地分配全球化的利益与负担。人类今天在全球层面所面临的大多数全球问题都是由全球经济与全球政治、全球文化之间的不一致所导致的。要解决这些棘手的全球问题，人类只有朝着进一步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树立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全球正义理念，建立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全球制度。
　　二
　　全球架构越来越类似于一个单一的制度体系，因此，这一体系必须要接受正义的拷问。由于我们的经济活动是在全球范围开展的，因而，我们的道德考量和正义关怀也必须要扩展到全球范围。经济的全球化必须要伴之以规范的全球化。由于全球市场已经变得没有国家界限，因此，正义也必须要变得没有国家界限。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指出的那样：“提供经济和社会福利的责任是普遍的、超越国界的。人就是人，不管他们生活在哪里。人们对饥饿及其他诸如剥削、疾病的关切并不因为那些遭受苦难的人生活在国际边界的另一边而终止。”
　　全球正义的基本理念，就是用一种合理的正义原则来调节全球的背景制度，因为，全球化正是在这一背景制度中发生和运行的。罗尔斯曾指出：“属于基本结构的那些制度的作用是确保正义的背景条件，人们和社团的行为正是在这种背景条件下发生的。除非这一结构得到恰当的规导和调整，否则最初正义的社会过程就将不再是正义的，无论特定的交易在当时看来是如何地自由和公平的。”正义所要调节的正是这样一种对人民的生活产生“深刻而持久”影响的背景制度。全球背景制度，即全球的基本制度结构，对各国人民之生活的影响也是“深刻而持久的”，因而我们也需要用全球正义原则来调控普遍存在于全球基本结构中的不平等。全球正义的基本思路，就是把适用于国内背景的正义理论扩展运用于全球背景。
　　三
　　全球正义是当今国际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之一。它的内容包括国际秩序的基础、国际机构的设置、全球共同安全、全球分配正义、人道主义干预等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全球问题，是检验各国外交政策之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话语基础。我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也是负责任的大国。我国的外交政策要想占领国际舞台的道义制高点，就必须了解全球正义的相关话语，了解国际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观点及其证明方式。因此，研究全球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本套“全球正义研究丛书”首批推出四本，即《没有国界的正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2004）、《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2007）、《全球正义：捍卫世界主义》（1999）和《全球正义：世界主义的视角》（2009）。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教授科克—肖?谭的《没有国界的正义：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是从世界主义角度阐释罗尔斯正义论的重要著作之一。作者认为，根据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罗尔斯正义论的两条基本原则（权利原则与差别原则）不仅适用于一个国家内部，而且适用于全球体系。该书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世界主义”阐述了世界主义正义理论的基本内容，第二部分“民族主义”说明了合理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的相容性，第三部分“爱国主义”分析了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差别及其联系。该书的核心论点是：（1）一旦我们弄清楚了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的内在极限以及世界主义正义的具体要求，我们就会发现，世界主义正义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不是相互矛盾的；（2）我们可以接受“人们对本国人负有特殊义务”这一爱国主义的理想，同时又不危及世界主义正义对全球平等主义的追求。世界主义正义事实上能够承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独立的道德价值，尽管它同时要给这些理想确立某些边界。
　　牛津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英国科学院院士戴维?米勒的《民族责任与全球正义》一书由10章组成。第1章介绍了该书的基本思路。第2章分析了世界主义的具体内涵，并捍卫弱式世界主义，反对强式世界主义。第3章的主题是反对全球平等主义。第4章阐述了两种不同的责任概念（后果责任与补救责任），并分析了这两种责任概念在民族责任和全球正义理念中所发挥的具体作用。第5章探讨的是民族责任的问题。第6章探讨的是一个民族对其先辈的行为所承担的历史责任。第7章关注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补救责任，即当基本人权未受到保护时，有能力帮助保护基本人权的任何行动者（个人或集体）原则上都要承担起补救责任。第8章探讨了三个问题，即移民权究竟是不是一项基本权利，移民接收国享有领土权利的依据是什么，哪类移民政策是符合正义的。第9章讨论的是富人对全球穷人的责任问题。第10章是对全书的总结。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查尔斯?琼斯的《全球正义：捍卫世界主义》一书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赞成和反对全球正义的主要理论，并提出了一种以所有人的平等的道德价值为基础的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理论。该书共8章。第1章阐述了国际分配正义的基本理据及其原则。第2至4章探讨了三种特定的世界主义正义理论（功利主义、人权理论与奥尼尔的新康德主义）。第5至8章评估了四种共同体主义的国际伦理观点（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沃尔泽的共同体主义以及新黑格尔主义的构成论）的理论得失。琼斯所主张的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理论认为，世界主义的立场是公道的、普遍的、个体主义的与平等主义的；我们的同胞以及外国人都具有平等的道德价值与道德权利；这种价值与权利不因我们的国籍或民族身份的不同而有所改变；保护人作为人的这种基本权利，是每一个人都负有的一种正义的义务。
　　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系教授吉莉安?布洛克的《全球正义：世界主义的视角》一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布洛克所理解的全球正义的世界主义模型。第二部分从全球正义的角度探讨了与全球扶贫、全球税收改革、基本权利的保护、人道主义干预、移民、全球经济安排等有关的全球公共政策问题。作者指出，人类能够也应该以全球正义作为制订这些公共政策的基本原则。第三部分认为，关于全球正义的理论与实践是相互促进的；在理解全球正义方面，全球公共政策尤其有助于我们确认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平等的各自地位。
　　上述四位作者来自四个不同的国家，是全球正义研究领域非常活跃的作者。他们的著作和观点经常被引用。他们的著作从不同角度深化和丰富了全球正义的研究。当然，由于学术背景、理论训练等方面的原因，他们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他们的理论视野都未能突破罗尔斯正义理论的基本框架。罗尔斯国内正义理论的世界主义精神与其国际正义理论的共同体主义倾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冲突。我们能否用一种其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理论作为研究全球正义的范式，这本身就值得怀疑。其次，他们对现存的国际制度之“不公正性”虽然有所认识，但是，对由西方主导的国际制度的不公正性的反思和批判还不够深刻和彻底。西方列强从近代开始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严重的伤害；从全球正义的角度看，那些从殖民主义政策中获得好处的国家需要对这些受伤害的国家加以补偿，从而纠正历史上的非正义，实现补偿正义。对于基于殖民主义的历史非正义以及补偿正义，上述作者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再次，在现实社会中，西方国家的许多外交政策都违背了全球正义的基本理念。上述作者对西方国家在推进全球正义方面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的揭露和批判不够犀利，未能坚持全球正义逻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最后，上述四位作者反应的主要是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没有充分吸收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成果和理论立场。
　　尽管存在上述缺陷和不足，上述四位作者的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仍然反应了不同地区的研究者在全球正义这一问题上的不同视角，因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值得我们予以关注。希望本套丛书有助于我国学者了解和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观点，有助于深化和繁荣关于全球正义话题的探讨和研究。
　　杨通进
　　2013年12月
收起全部↑

第1章导论
　　我打开电视观看晚间新闻。主要的新闻事件都来自我们所谓的第三世界，讲述的都是人间苦难。第一条新闻报道的是发生在巴格达的两起严重的汽车炸弹爆炸事件。第一枚炸弹针对的是在当地警察局门前排队希望获得一份工作的、无职无业的伊拉克人；第二枚炸弹针对的明显是妇女和儿童喜欢在其中购物的一个市场。充斥电视画面的首先是成堆的尸体，然后是失声痛哭的男人和女人们，他们发誓要报复炸弹袭击者，报复被指望来阻止炸弹袭击者的那些安全部队。镜头所到之处，都是废墟和硝烟，一片狼藉。
　　第二条新闻报道的是袭击尼日尔这个世界上第二贫穷的国家的饥荒。即使是在正常年景，该国每四个儿童中就有一个不到5岁就死去；现在，随着遭受饥荒痛苦的、骨瘦如柴的人数的增加，儿童的死亡率将明显地会大幅度增加。苍蝇在儿童的脸上爬行，他们目光呆痴地望着天空；他们的母亲请求医生赶快到来。但是，尼日尔的医疗保健已经私营化，很少有人能承担其费用。记者告诉我们，这次饥荒是可预测的；事实上，记者本人在几个月前来尼日尔出差时就曾警告过饥荒的来临。但是，国际援助之捐助者的反应过于迟缓，而现在到达该国最南端的食品又难以快速分发到全国各地，因为该国政府未能有效地保养该国的公路，使之处于良好的可使用状态。记者对着镜头说，全世界都对这个被遗忘的国家的痛苦麻木不仁，除非它的良知能够被报道的影像所唤醒——但那将太迟。
　　第三条新闻是我更为熟悉的，它把我引向了把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分割开来的［政治和地理］鸿沟。新闻事件发生在麦尼拉（Melilla），西班牙的一个细小的、位于北非海岸、毗邻摩洛哥的大陆架。麦尼拉已经成为移民们逃出非洲、进入欧洲的一个首选通道，因此，西班牙政府在边界处修建了一道顶部安有锋利铁丝网的围栏。然而，每到夜晚，就有数百名移民，带着自制的梯子，涌向围栏。有数人被枪击身亡；更多的人则摔断了四肢，手臂被铁丝网深深地划伤。他们全都被抓捕，即将被送回摩洛哥，并遣送到撒哈拉南部的某个地方。在与记者交谈时他们坦言，他们已经旅行了数千公里——从喀麦隆、塞内加尔、马里以及西非和中非的其他国家；他们将一如既往地想方设法进入欧洲——应许之地——即使他们的冒险会付出生命的代价。
　　在观看这些新闻时，我百感交集，感慨万千；每一条报道激起的都是不同的情感反应。第一种情感反应当然是对报道中的那些人深感同情；他们不仅仅是贫穷的人民，他们还是生活在我们所有人都承认的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民；他们被伤害，遭受痛苦，忍饥挨饿，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所遭受的这些伤害，不是来自自然之手，而是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他人之手。因此，伴随着同情而来的是另一种情感，即对那些制造这些痛苦的人或政策深表愤怒。但是，这类痛苦也令我们感到困惑：这些痛苦为什么会发生？制造这些悲剧的原因是什么？面对这些悲剧，我们应采取何种行动？
　　当看到伊拉克人试图在汽车炸弹炸死的尸体中寻找他们的亲人时，我想，这些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在萨达姆的统治下、在推翻萨达姆的战争中，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原本以为能够进入一个和平的新时代，但现在却生活在梦魇中。他们的希望和恐惧是任何一个地方的人都具有的正常的希望和恐惧。这种希望和恐惧也易于理解。但是，当我开始思考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时，理解却被困惑所取代。在这个世界上，通过随意杀害和伤害数百名他们自己的人民，他们究竟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如果他们的目的是想迫使美国人撤出伊拉克，那他们为什么不直接攻击美国的军队？如果他们的想法是，通过摧毁伊拉克现政权的权威，以便为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政府创造条件，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要炸死无辜的民众？由于炸弹袭击者几乎都是逊尼派穆斯林（伊拉克的少数族群），而他们的受害者大多数都是什叶派，因而，如果他们想发动一场内战的话，那么，最后被大规模杀害的不正是他们自己这个族群吗？我对炸弹袭击者深感愤怒，但我不知道如何来引导我的愤怒，因为，对于他们的所作所为，我无法理解。
　　尼日尔的饥荒看来易于理解。我们已经非常沮丧地在电视屏幕上多次看到相同的故事。屏幕上展现的是饥荒的受害者，他们无助地躺在地上，期待着救济物品能早点到来。画面上还有西方的救援人员和医生，他们对缓慢的通关速度非常愤怒，批评西方政府的无所作为，批评尼日尔政府的愚昧无知。但是，我还是不太清楚这次饥荒为什么会发生。饥荒仅仅是由于干旱导致的作物绝收，还是更多地与尼日尔政府的决策有关？——该国政府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建议，废除了粮食紧急供应体系，这一体系本来可以给人们提供足够的粮食，使他们坚持到次年的收割季节。然而，我又听到了某些奇怪且令人困惑的故事：在妇女和儿童遭受饥荒的那些村庄，还有一些粮食被男人锁在谷仓里；这些男人却外出打工了，例如，到尼日尔之外的地方寻找工作去了。当地的部分文化传统是，妇女应当用她们从自己支配的那一小块土地上生产出来的食物来养活自己，而男人则控制着从更大的家庭农田（妇女也在这块家庭农田中劳动）中生产出来的粮食。这能够被当做是那里的饥荒为何如此严重的原因吗？
　　当麦尼拉的故事出现在屏幕上时，我感到我对那些试图穿越围栏的非洲青年的同情被某种特定的愤怒减缓了。毫无疑问，他们必须明白，这不是进入欧洲的正常方式。非法移民是不受欢迎的——还有什么方式比六米高、顶部装有锋利铁丝网的围栏更能清楚地表明这种态度呢？难道他们认为他们拥有违反法律（这些法律适用于每一个想进入西班牙的人）进入西班牙的天赋权利吗？他们为什么如此地确信他们的所有麻烦都会迎刃而解——只要他们能越过那道围栏？虽然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苦难——如果他们愿意一而再、再而三地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试图穿越边界，那么他们的苦难必定是令人绝望的——但我还是认为他们是被某种幻觉所欺骗了，而且他们要为他们的这种幻觉承担责任。但是，我的这种反应是否部分地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反应——担心我和我的欧洲同胞的舒适生活将被无情地打断（如果世界上数百万穷人被允许进入欧洲的话）？
　　我对这三条新闻的反应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呢？这很难说。可能有一些或许比我更善良的人，他们对那些受害人的同情心超过了所有的其他情感。看到那些年轻人在摩洛哥被集中押送上遣返的飞机，他们可能只想到了这些人的苦难和受到的伤害；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问一问，是不是这些移民自己给自己带来了麻烦。还有一些人抱着另外一种心态：当关于发展中国家的苦难故事被曝光以后，他们就只看到发展中国家与我们的鸿沟，认为我们（通过我们给这些国家所造成的影响）要为这种鸿沟的延续承担责任。如果在巴格达出现了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那么这一定是由于我们西方人对伊拉克的所作所为埋下了祸根。同样，如果在尼日尔出现了挨饿的妇女和儿童，在麦尼拉出现了翻越铁丝网的人，那么，其原因也在西方。这一切的发生都应当直接归咎于我们，我们也应遭受谴责。这两种反应都是过于简单化的反应：一种反应只是关注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们，另一种反应则紧紧盯住富裕的西方国家的人民和政府——西方国家既富有又强大，只要它们愿意，它们就能消除这些苦难的根源，而如果它们不愿意，它们就该受到指责。但是，我认为，大多数的反应都会比这两种方式更为复杂，即使他们的反应方式与我的不完全相同。他们的同情将会混杂着关于责任的种种疑问。他们将会对下述问题满腹狐疑：这些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谁应当被指责？现在能够采取哪些行动以防止这些悲剧重演？
　　不管怎么说，这些人就是本书将要面对的读者——他们和我都持有这样的观点：关于“我们对世界上的穷人负有何种义务”的问题的答案不是一目了然的，而是相当复杂的。我的目的是阐发一种理论构架来思考这一问题，以及涵盖这一问题的更大的问题，即全球正义的问题——当我们面临我刚才描述的那些处境时，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将能够给我们提供指导。这样一种构架不会给伊拉克、尼日尔和麦尼拉的问题提供直接的解决方案，但是，它至少能够告诉我们，应当到哪里去寻找这些方案。本书主要是一本关于政治哲学的著作，而不是关于公共政策或发展经济学的著作，所以我的目标就不是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各国政府提供政策建议，而是探讨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诸如：全球正义应当被理解为要求实现地球上的所有人之间的某种平等，还是可以有某种更好的理解方式？我们应当转而制定某种关于权利和资源的全球底限标准——每一个人对权利和资源的分享都应确保不低于这一底限——吗？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应当如何确定这一底限？在作出这些判断时，责任概念发挥了哪些作用？我们能够要求各民族对其所作所为是否公平承担集体责任吗，就像我们要求个人承担自己的责任那样？当面对像尼日尔的饥荒受害者这样的严重贫困的人群时，我们如何决定谁有责任来为他们提供援助？
　　在作为本书开头的这一章，我想简要地说明一下贯穿本书的几个主题，以便为接下来将要进行的详细讨论作铺垫。第一个主题直接来源于前面讨论过的三个案例。当我们要对那些卷入诸如巴格达自杀袭击、尼日尔饥荒和麦尼拉边境冲突这类事件中的人采取应对措施时，我们发现我们自己被推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一方面，我们倾向于把这些人仅仅视为受害者；换言之，把他们视为这样一些人，即他们对那些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无力加以抵抗。我们对他们的遭遇深表关注，对他们所遭受的剥夺和苦难深表同情。另一方面，我们也倾向于把他们视为行为主体，视为作出选择——这种选择给他们自己或他人带来了影响——的人。从这一立场出发，我们开始提出关于责任的问题，关于他们的贫困和苦难究竟是咎由自取的，还是由他人施加的，抑或由其他原因所导致的问题。如果我们现在思考关于在这类案例中正义究竟意味着什么的问题，那么，这两种立场似乎都是重要的。一方面，人是需要帮助的脆弱的存在物，他们不可能过上体面的（更不用说繁荣的）生活，除非他们至少能够被给予最低限度的自由、机会和资源。他们必须拥有思考和行动的自由，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能够满足自己的温饱需求的资源。如果人们的这些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那么，那些条件更好的人们似乎就负有正义的义务去给这些人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人又是能够作出选择的行为主体，他们必须要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这意味着，他们应当被允许享受成功所带来的好处；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必须要承受失败所导致的负担。而且，如果他们的行为导致他人遭受损失，那么，他们就要为这种损失承担责任；这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要对他们所伤害的那些人作出补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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