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文化_钱穆著,博集天卷出品_9787553821399

本书汇集了钱穆有关民族与文化这两大主题的多篇讲义和讲演辞。钱穆一一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本质、中国社会的形成、中国历史演进的大势、中国文化的本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修养。同时，在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中，钱穆点明，中华民族与中国文化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断绝，就在于民族和文化这两者持续性的相互作用和影响。

余尝言，人生与民族与文化实三而一，一而三。现象虽可三分，但属同一本体。中国人谓：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面不可指、不可见，即其体；阳面乃可指可见，斯其用。故言阴阳，犹言体用。先秦道家则谓之有无。凡属用处可见处，即道家之所谓有。凡属其体不可见处，则道家谓之无。其实无处即指其同处，而有处则乃其异处。故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妙乃有之始，即其异处。其本则出于同，亦即出于无。故曰：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子贡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即其异处可见处，故可得而闻。性与天道则在同处，即无处，不可见处，故为孔子日常所少言。
如是以言体用。先秦道家喜言体，每轻视其用；儒家则好言用，每少言体。如言性，即近于体，故孔子少言之，只曰：性相近，习相远。习易见易言，即可谓性体之用。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即言体；学与习则性之用。《论语》二十篇，开首第一语即曰：学而时习之。
此学习二字，乃用非体，可见又可指。颜子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亦步亦趋，即其学与习，亦即用。如有所立卓尔，立者其体，道家所谓玄之又玄之同处，实即无处，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孟子称孔子谓圣之时，但不言圣之常。因时有异可见，常则大同无可见，此异乃道家所爱言，而孔子则多避去而少言。
《易传》后起，乃和会儒、道两家以为言。故其言太极实即无极。极乃言其同一极端，亦犹言无。故后人又言：无极而太极。言太极即犹言大同，亦犹言无极。此即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颜子曰：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文即文章，即人生用处；礼则其体。博处即其异处，而约处则其同处。人生同处在礼，斯则可视而见，指而知，犹今之言具体。孟子始言性，性实一抽象，非具体。后儒如南宋朱子，乃谓孟子粗，颜子细，即指此等处言。然则孟子言性善，已近道家落虚处。荀子乃继之言性恶。然后儒乃谓孟子醇乎醇，荀子大醇而小疵。其小疵，即指其言性恶。荀子著书最首第一篇为《劝学》，此则其大醇处。《论语》二十篇，开首即曰：学而时习之。又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则此一学字，乃孔门教人醇处。孔子自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吾学不厌而教不倦。故荀子即在其大醇处劝学。孟子虽好言性，但亦不忘言学，故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而后起宋明儒如陆、王，则好言性而忽于言学，流于不慎，斯失孔门之真传矣。
今再言体用。此二字连言，乃始见于东汉时魏伯阳之《参同契》。亦可谓以前儒、道两家少言体，仅言用字。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又曰：道之不行。行与用，皆具体可指。颜渊则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所立卓尔，此即后人所言之体字，而其字不出颜子之口。孔子亦仅曰民无得而称焉，或曰民无得而名，皆不用此一体字。孔子七十始曰：从心所欲不逾矩。矩即犹言心之体。但言矩而不言规，不如庄子乃言圆，而曰执其中。矩之四方，皆可援可指。圆之中心则虚无其位，不如矩之有隅可据。《易传》后起于道家，乃兼采道家之言以为言，故曰：太极本无极也。故具体与抽象，乃儒、道两家立言宗旨大异处，斯则可辨而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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