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天录”所见明代北中国地理专题研究_刘晶_9787552044461

朝天录是朝鲜使团出使明朝后留下的使行纪录，大量记述使团成员的沿途见闻，是研究明代北中国的珍贵史料。特别是，其中包括不少对驿路、城池、关隘、名胜等各类地理景观的记载，这使得系统运用朝天录研究明代北中国的地理问题成为可能。

本书以专题形式对此议题进行讨论，分别阐述朝天录地理记载的内容与来源、朝天驿路制度及驿路情况、辽东东八站的建设与中朝关系、嘉靖至崇祯年间朝鲜使者在北京城的活动与记忆，以及明清鼎革之际朝天录所见辽东文化景观之变迁。

从文本、制度、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解读朝鲜朝天录的相关地理记载，不仅可以补充中国史料之不足，提供更加细致而全面的明代北中国图景，亦为探讨朝鲜使者的活动、记忆、心态及中朝关系提供另一视角。

本书对朝天录所载明代北中国地理问题加以专题性研究，内容包括朝天录地理记载的文本分析、朝天驿路的综合探讨、有关辽东东八站建设的个案研究、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朝鲜使者在北京城的活动与记忆，以及晚明至明清易代时期辽东文化景观的变迁。这些专题是笔者在阅读朝天录过程中有感而发而产生的，只涵盖朝天录中有关明代北中国地理的部分内容。另外有一些颇有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的议题，限于本书篇幅未能收入，有待以后深入探讨。

总的来说，本书得出这样一些结论：

第一章探讨了从高丽时期到朝鲜时期朝鲜半岛中国使行纪录在地理记载方面的变化。笔者认为，明朝建立初期，高丽使者对中国地理内容的关注明显增加，这和明朝建立以后东亚国际形势和中朝关系的变化紧密相关。尽管高丽使者的中国纪行在形式上仍以诗歌为主，但主题已不再只是咏怀名胜，而是更多关注明朝的现状。朝鲜王朝建立以后，这一写作传统被继承下来。日记体朝天录普遍出现后，朝鲜使者对中国沿途事迹和景观的记载更是大为加强。本章中还探讨了朝天录地理内容的分类及知识来源，认为其来源有直接、间接两类。除朝鲜使者亲历亲见外，明朝通事、官员、沿途百姓、明人著述、朝鲜人所作中国纪行等均是这些地理记载的间接来源。

第二章梳理了明代朝鲜驿路的相关驿路使行制度及明代中后期朝鲜驿路的实际情况。明朝和朝鲜双方在使团的护送、接待等方面都需遵循定制，以此过程体现华夷秩序的规范以及事大字小的理念，这在东八站地区的护送、辽阳城以西地区的护送、明朝对朝鲜使团的沿途接待、朝鲜使者的见官仪及明末海上使行制度中都有所体现。不过，另一方面，明后期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和驿路体系的衰落又极大地加重了朝鲜使团的负担，这从朝鲜使团在驿馆入宿、车马供应、发军护送等方面经历的种种阻碍以及沿途官员索要礼物风气的盛行就可看出。此外，本章还通过对比朝天录和中国史料中所载辽东铺的情况，探讨明后期辽东驿路体系和边防体系的基层单位铺和堡在形制、功能、读音等方面的混同，通过朝鲜使者的见闻展现明代边地驿路体系的运行实态。

第三章围绕辽东东八站地区长城、驿站、城堡的建设，探讨朝鲜方面如何看待这一过程，并如何就逐渐涌向鸭绿江中江地带的明朝耕人与辽东都司进行交涉。本章还关注了朝天录对这一地区的记载，以及这种记载所反映出的朝鲜使者对这一地区从自然景观、文化历史等角度所抱有的深刻认同。朝鲜政府对边境安全的持续紧张、对现实利益的重要考量，与朝天录所呈现的这种情感认同，共同构成朝鲜官方和文人对东八站地区的认知底色。东八站地区所具有的区隔和融合的双重功能，也在中朝之间的复杂互动中得以体现。

第四章围绕嘉靖至崇祯年间朝鲜使者在北京城的活动，爬梳了其在宫廷官署的朝贡活动、在中央驿馆的日常生活以及在北京城内的参观见闻，认为其活动见闻背后蕴含了朝鲜使者多样化的历史记忆和对明王朝的复杂心态。近距离观察和接触明朝事物，是一种对理想化的天朝上国的祛魅。他们极力赞美和接近自己理想中的中华文明，但同时批判目之所见现实世界的种种。在写作手法上，他们乐于也善于塑造一组组对照意象，一边赞叹明朝的器物精美、制度完备，一边批评身处其中的明人，在这些对照意象中塑造理想与现实的缝隙甚至鸿沟，并在这种差异性和矛盾性中萌生自身的文化优越性。朝鲜在与明朝的接触中展现复杂心态的同时，明朝也运用微妙手段在外交措辞和实际目的中达到平衡。玉河馆门禁的交涉就是这样一例。笔者认为，玉河馆门禁的实施在嘉靖以后始终存在与规章不符的情况。在此问题的处理上，中国始终抱持着客气有礼的官方说辞，不惜惩戒朝廷官员来彰显天朝厚待远人的胸怀，实际上却并未在玉河馆门禁上有过大的让步，始终抱持着嘉靖以后相对保守的对外政策，显示出中朝外交的复杂形态。

第五章对晚明至明清易代之际朝鲜燕行文献中的辽东文化景观，尤其是军事文化景观，包括城堡、烟台、长城（筑道、拒马栅）及有关军事将领和事件的坟墓、碑刻、牌楼、祠庙等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并分析了朝鲜使者在这种关注背后对自身和中国的动态审视。本章认为，晚明时期，朝鲜使者在近距离接触和观察明朝的过程中对中国复杂、多样化的观感乃至批判在进入清朝后很大程度上被简化和美化了，以至于明朝中国的整体及其遗留至清朝的人和事物开始转变为朝鲜使者心目中华的典范。而那些以往被用以批判明朝中国现实的现象，现在则被朝鲜使者用以批判清朝和清人，成为塑造夷的工具。这种被简化和美化了的明朝形象，明确并强化了朝鲜使者心目中华夷之间的界限，在此基础上，一个与华相反的夷的形象跃然纸上。这不仅使得朝鲜使者在明后期借由批判中国而展现出的自身文化优越性进一步加强，也成为他们在精神空间内鄙夷和对抗清人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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