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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经研究（第四至五辑·《晋祠华严石经录文校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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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2 8 0 7 2 5 3 2 3 2 4  《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著名经典，被誉为万经之宗 诸经之王。《晋祠华严石经》是以则天女皇组织中外多国大翻译家和硕学高僧于证圣元年三月至圣历二年十月（695-699）译成的八十卷本为底本刻成的石经，接近译文原貌，有着极高的艺术、文物、书法、佛学价值。本次整理出版，识读、录校了石经全文，系统编制了现存石经目录和石经异体字对照表，是《晋祠华严石经》的个整理校注文本，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前 言 《大方广佛华严经》通称《华严经》，是大乘佛教的著名经典，被誉为万经之宗诸经之王，宣说法界三界唯心，三世唯心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哲学，传播菩萨十地、善财五十三参等宗教信仰，阐扬救众生离苦难的大悲宏愿，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对华严宗、禅宗等中国佛教主要宗派，以及中国文学艺术与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佛教和文化，都有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一、《华严经》的汉译情况 《华严经》先后有三种汉译本。 种是东晋末年至南朝宋初（418421年）以南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为主译僧，在扬州所译的六十卷本，略称六十华严，或称晋本。 第二种是二百七十多年后，扬佛抑道的女皇帝武则天认为六十华严译意未周，唯啓半珠，未窥全宝，特遣专使到西域于阗国（今新疆和田县一带）奉迎梵本和高僧实叉难陀，并恭请中外多国大翻译家和硕学高僧参与，于证圣元年三月至圣历二年十月（695699年），在神都洛阳大遍空寺、佛授记寺译成八十卷《大方广佛华严经》，略称八十华严。需要说明的是，八十华严当时的译名是《花严经》，不是《华严经》。 第三种是唐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罽宾国三藏法师般若译出的四十卷本，略称四十华严，是《华严经》的节译本。 此外，还有很多以其他经名出现的《华严经》单品节译本。 在八十华严译成后第二年，即圣历三年（700年），便在北都晋阳开始镌刻《华严石经》。镌刻时间持续近五年，至长安四年（704年）完工。这是现存八十华严早的版本，其中保存了敦煌写经和历代大藏经中八十华严版本衍误的经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极其宝贵的文物。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华严石经》附载的译场职司题记中（见第67页图版），职司人员共32人，其中，外籍11人，本国21人。职司名称有释梵本、证释梵本、译语、释语、证梵语、缀文、证义、写梵本、经生、监护共10种，这是传世八十华严译场职司分工翔实的手资料(王鸿宾、胡春英:《风峪石经》初探,文物季刊[J] , 1999.2)，比敦煌写经中的《进新译〈大方广佛花严经〉表》所载15人多出17人。 二、《晋祠华严石经》的历劫与收藏 《华严石经》原本首尾完整，在晋阳刻成之后，于城西（位于今太原西山）风峪沟内专设石经藏院保存，遂有《风峪石经》之称。藏院地上是主体建筑风神祠，地下是贮藏经柱的砖甃洞室，经柱围绕洞室中心塔柱有序排列。藏经洞室洞口常有风吹出，民间俗称风洞，故又称《风洞石经》。北汉天会四年（960年）曾奉敕重修部分石经（见第67页图版）。文献记载，石经藏院元朝尚在；明朝中期地面主体建筑塌毁，仅留几间残损的亭屋。之后，风神祠曾有修缮。 全祖望《阳曲傅先生事略》记载：明末清初，傅山尝走平定山中，为人视疾，失足堕崩崖，仆夫惊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顾，见有风峪甚深，中通天光，一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则高齐所书佛经也。摩挲视之，终日而出，欣然忘食。傅山又指引另一位大学者朱彝尊进入风峪砖甃藏经洞考察，朱彝尊撰《风峪石刻佛经记》一文记其事，并希望将石经移存晋祠，特别赋诗：一百二十六，石柱刻作经。会须抉风峪，移匿水边亭。此后，他念念不忘，多次叮嘱友人关注风峪石经，盼望尽早移至晋祠。遗憾的是，可能受限于当时洞内的照明条件，傅山、朱彝尊都误以为风峪《华严石经》是北齐之物。 民国初期，风神祠依然香火旺盛，洞内石经尚存。从1928年开始，政府提倡破除迷信，庙産兴学，风神祠的泥塑风神像被捣毁一空。 自20世纪20年代末至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奸商勾结当地卖国僧人和北京的古董商，盗窃、贩卖、破坏太原周边文物，《华严石经》也是他们的觊觎对象，但因其藏在风洞，有地方民众监护而得以基本保全。1940年秋天，侵华日军将大部分经柱盗出洞外，用草袋包裹，准备劫运日本。晋源人马颐年、王惠、阎佩礼、陈国英等人与附近民众听到消息后，聚到日伪山西省教育厅（当时管辖文物古迹）提出强烈抗议，称石经是镇压风暴灾害的宝物，一旦运走，太原县一带的农田五谷会遭受风雨之灾，民众生活无着就会发生暴乱，要求当局迅速予以制止。日伪政府迫于民众的反抗，只得作罢，石经得以脱险。1941年冬天，在王惠等人的精心策划下，大部分经柱运往晋祠内保存。1942年日军纵火烧毁风神祠，风洞坍塌，遗留其中的部分经柱被埋入废墟之下。这一时期，有无经柱被贩卖、盗运至海外，尚待新的发现。 至此，《华严石经》在风洞内保存了1200多年，基本处于稳定状态。其间，虽有少量损毁，但大体完好，更有信众曾补刻或复刻部分损毁的经柱。 1947年，风洞内的残存经柱被阎锡山的军队僱人破凿成小块石料，用于修筑碉堡。 1952年，党和政府成立山西晋祠古迹保养所（1967年变更为山西晋祠文物管理所，1990年变更为太原市晋祠博物馆）。自此，《晋祠藏风峪华严石经》成为通行名称，简称《晋祠华严石经》（晋祠石经经题中华字均刻为花字），略称晋祠石经。 晋祠古迹保养所成立后的近20年里，陆续收集到在风洞旧址和晋源阎军旧碉堡等处发现的《华严石经》残石20余块。 1964年，晋源果树场在风神祠原址修建果窖，发现洞室内尚存数条经柱，由晋祠古迹保养所迁回收藏。此后，风峪风洞及周边成为农场，风神祠及风洞仅存遗址至90年代完全消失。 2016年7月，晋源东街村民发现3块石经残石，经考证属于《华严石经》，后由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 晋祠石经大部分是四面长方石柱，少部分为五至八面石柱（见第5页和后勒口图版）。多数石柱是在柱体各面竪刻文字，现存仅001号、002号两条经柱顶面有前后水平镌刻的文字（见第5页图版）。因晋祠石经分为80卷，文前有两条成卷的题记，石经总数一直被推断为160条，加上后世复刻2条，应有162条。但是，现存石经存在一卷三柱、一卷一柱的情形：卷三十七刻于三柱之上，卷四十九刻于一柱之上，具体情况参见《晋祠华严石经序号对照表》（附录一）编制说明。晋祠博物馆收藏基本完整的经柱93条（含太原市博物馆借展2条）。现存残石67块，晋祠博物馆收藏64块（含太原市博物馆借展3块），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3块。整理发现，67块残石来自42条经柱。完全毁失的《华严石经》经柱应有25条，明末清初傅山和朱彝尊所见均为126条，说明在他们之前已经毁失五分之一以上。 三、《晋祠华严石经》的保护和研究 《华严石经》自1941年迁入晋祠，先后在胜瀛楼周围、唐叔虞祠周廊、景清门原址、文昌宫后仓库等地存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晋祠石经的保护工作，1952年组建专门管理机构，收藏、修葺、展陈等工作逐渐正规化科学化，近六十年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952年，晋祠古迹保养所刘永德先生邀请山西省佛教协会象离法师，据崇善寺藏八十华严善本逐条对照排序，安置于唐叔虞祠周廊。 1964年，为防不测，将石经所有经柱移放至景清门内隐蔽存放。 1981年至1982年，在晋祠十方奉圣禅寺建南北二碑廊，选展经柱64条，余石存入库房。 1995年，成立华严石经整理组，拓印石经，拍照建档，编制《晋祠藏风峪华严石经目录（1995年）》。 1996年10月，出版《晋祠华严石经石刻选》，次向国内外展示和介绍了代表性石经的面貌和书法特征。 2012年5月，对库藏经柱、残石进行基础数据核对，测量尺寸，调查残损，续建奉圣寺碑廊，库藏石经悉数陈列展出。 2016年，制作晋祠石经拓片，拍照建档，全面啓动保护修复、整理查漏等工作。 在开展保护工作的同时，太原市晋祠博物馆文博工作者对石经的研究工作也逐步深入，陆续发表多篇论文，涉及名称释义、经文结构与义理、武周新字、书法特点，以及则天女皇在佛教传承与发展中的作用等内容。 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人员及佛教文化学者也开展了晋祠石经的研究工作，如王鸿宾、易敏等先生，涉及翻译、刻经、流传、保护、经义、字形等方面。 四、《晋祠华严石经》的迻录和校注 1200多年来，《晋祠华严石经》历经战乱、搬迁、安置、拓片制作等，旧痕新伤叠加累积。晋祠奉圣寺碑廊呈半封闭状态，石经虽然避免了曝晒、雨雪的侵蚀，但表面积尘、生物、微生物、风化、污染等各种病害还是不能完全避免。准确迻录经文、编辑出版正式文本成为日益紧迫的抢救性任务。这不仅是国内学者和佛教信众多年来的强烈期盼，也为国外佛教界和学术界高度重视。近四十年来，日、德、加等国学者曾多次表达参与整理晋祠石经的意愿。 2017年5月，晋祠博物馆组织馆内外专业人士，啓动经文迻录工作，依据现存石经拓片和部分照片，完成了前期录文校勘工作。 2020年8月，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华夏出版社有限公司与晋祠博物馆签订合作协议，由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先后派出王宇和贺铭两位编辑前往太原，与赵桂溟和晋祠博物馆专业人员密切合作，继续进行录校，重点是拓片识读、录文校改，对前期迻录校勘的文本先后做了两遍严格细致的识读校改。两位编辑在保证录文准确的基础上，还对校了《大正藏》本八十华严，尤其是为了辨识和保存原刻字形，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合作各方经过四年多的艰苦工作，至2021年10月初，录校文本方告基本完成。 此次录校范围，除了晋祠藏《华严经》全部经石外，也覆盖了太原市博物馆借展和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华严经》经石。 八十华严标点后的经文近70万字，现存石经近50万字，约有原本总字数的三分之二。为便利读者认知全豹，石经残缺部分以《大正藏》本相应经文进行连缀，并予标识区分。 《晋祠华严石经》的书写字体以小楷为主，隶书为辅，间有篆、草、行书笔意。本次录文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尽可能保留石经文字的原貌，但是，把一千多年前几十万字的手写经文转变成现代印刷体，就像逾越一道不可能逾越的鸿沟。经过不断探索调整，终挑选保留了约1000个有代表性的异体字及全部楷书简体字随文照录（录文字形处理原则详见附录二），能够大致呈现八十华严初始译文石刻使用文字的面貌，反映刻经时期汉字使用的实际情况。同时，将石经中出现的典型异体字编为《晋祠华严石经异体字对照表》（见附录二），为佛经石刻、文字演变、书体书法等领域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可靠的标本性资料。 校勘发现的许多异文，给研究华严经文本译事、义理考辨等提供了新的依据，兹举数例： 《大正藏》本（卷·页5上）：皆住广大寂静喜乐无碍法，法，晋祠石经作法门。 当然，晋祠石经其他方面的价值有待各相关专业的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发现。 2021年3月底，后期识读校改开始之前，鉴于此前的经石数据不能满足录文校注工作的需要，本书学术顾问罗炤先生指示赵桂溟、贺铭两位同志全面测量了晋祠博物馆现存所有经石的各面尺寸。进入出版编校程序后发现，无论是晋祠博物馆1995年编制的《晋祠藏风峪华严石经目录》，还是赵桂溟、贺铭测量记录的经石序号（主要是经石各面次序），与对照拓片迻录的经文序号有多处不能对应，纠结纷纭之下，不得不重新进行修订目录、覆核经石序号等基础工作。责编与贺铭负责按经文顺序检查梳理序号的错乱线索，姚远负责现场勘察、覆核纠正经石序号主要是面序的错误、查补位序拼接情况、补测太原市博物馆借展和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收藏的经石尺寸等，三方密切配合，逐条、逐块、逐面覆核厘清石经编号、位置、全/残、粘连、面序等情况，历经两月，终完成了《晋祠华严石经总目录（2021年）》的编制工作；同时，责编同步编制了《晋祠华严石经序号对照表》（附录一），基本厘清了晋祠石经的保存现状，为晋祠石经的进一步保护与研究工作夯实了资料基础。 还有两个情况需要注意：一是中心编辑王宇和贺铭在迻录校改过程中感觉到，后10卷的部分字形与前70卷有所不同，趋同于宋、辽及以后的雕版印刷字形。它们是否后世依据印本补刻？如果是，在何时补刻？补刻依据的底本是什么？这些问题，值得研究者给予高度重视。二是晋祠博物馆现存两套不同人员制作的拓片，二者同一行之首末甚至行中，偶尔会有字数差异，甚至是变形或残缺，仅据其中一套拓片迻录，一些行首、行末文字与经石原刻难以保证完全一致。 此次录校整理工作虽然勉力而为，但因时间、条件以及参与人员能力等因素的限制，失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赐教，以便再版时修正。 晋祠博物馆竭诚期盼更多专业人士投入《晋祠华严石经》的保护和研究工作，进一步发掘、弘扬三晋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丰厚内涵。 《石经研究》编委会竭诚欢迎中外学者参与佛教和儒家、道教石经的研究，惠赐佳作。 太原市晋祠博物馆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房山石经与云居寺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研究员、本书学术顾问：罗炤 第四輯目録 天册金輪聖神皇帝制大周新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序（前有偈語、題記）1 第五輯目録 大方廣佛花嚴經十定品第二十七之二·卷四十一313 插圖目録 文前圖版 文中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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