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学翻译界，汝龙翻译的契诃夫，最为传神地表达了原著的精髓。如同朱生豪之于莎士比亚，傅雷之于巴尔扎克，草婴之于托尔斯泰，汝龙对契诃夫的执着，使其成为契诃夫在中国名副其实的代言人。正如巴金所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读者爱上了契诃夫。”
★汝龙这位“个体单干户”翻译家，用四十年的时间，毕其一人之力，自学英语和俄语，翻译了契诃夫的全集。人们通过汝龙，认识了契诃夫的智慧与幽默；契诃夫通过汝龙，在中国读者心中扎了根。
★冯骥才曾提过一件汝龙翻译契诃夫小说的故事：“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一家出版社想出版契诃夫的作品，因与翻译契诃夫作品的专家汝龙谈不拢，便绕过汝龙，邀请了一些俄文专家，试译契诃夫的《套中人》。大家全都译这篇小说，为了看谁译得好。结果没有一人能够把契诃夫的味道译出来，最终还得去找汝龙。好像唱《失空斩》，只有马连良才是孔明的味儿”。
前言
契诃夫是一位风格独特的短篇小说家。列夫·托尔斯泰说：契诃夫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托马斯·曼断言：“毫无疑问，契诃夫的艺术在欧洲文学中属于*有力、*优秀的一类。”海明威也十分赞赏契诃夫的艺术：“人们对我说，卡特琳·曼斯菲尔德写了一些好的短篇小说，甚至是一些很好的短篇小说；但是，在读了契诃夫后再看她的作品，就好像是在听了一个聪明博学的医生讲的故事后，再听一个尚年轻的老处女竭力编造出来的故事一样。”更有意思的是，这位被誉为“英国契诃夫”的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本人对契诃夫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她在给丈夫的一封信中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在一篇札记中她写道：“如果法国的全部短篇小说都毁于一炬，而这个短篇小说(《苦恼》)留存下来的话，我也不会感到可惜。”在我国，契诃夫也备受推崇，茅盾生前曾号召作家们学习契诃夫的“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练”。
一八六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契诃夫出生在塔甘罗格市，一九〇四年七月十五日他病逝于德国巴登维勒的一个疗养院里。他的祖先是农奴；祖父在一八四一年赎得了本人及家属的人身自由。父亲经营过一个杂货铺，一八七六年破产后给人当伙计。契诃夫自幼备尝人间艰辛，他自己说他“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一八七九年，勤奋的契诃夫凭助学金在莫斯科大学攻读医学。一八八四年毕业后，他在莫斯科近郊开始行医。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师等各式人物，扩大视野。
契诃夫的文学生涯始于一八八〇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国历史上是一个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供小市民消闲的滑稽报刊应运而生。当时契诃夫年纪尚轻，又迫于生计，他常用笔名契洪特为当年风靡一时的幽默刊物撰稿，发表了大量无聊的滑稽小品，《不平的镜子》和《谜样的性格》便是这类故事。但比起专门供小市民消遣解闷的滑稽报刊的众多撰稿者来，年轻的契诃夫的目光较锐利，笑声更健康。
《一个文官的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幽默短篇小说《胖子和瘦子》一开头写的是两个自幼相好的朋友相遇于火车站。拥抱，接吻，热泪盈眶，这无疑是人之常情。然而，当“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枚星章”的三品文官时，他突然脸色发白，耸肩弯腰，缩成一团，而当胖子同他握别时，他竟只敢伸出三个指头，全身伛下来鞠躬。写于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继续和发展上述两个作品的主题思想。在沙皇俄国，甚至连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小百姓则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读者不难在百余年后的一些“现代人”身上看到“变色龙”的影子。《嫁妆》则揭示了又一种怪诞的社会现象：物贵于人。奇卡玛索娃的女儿玛涅奇卡行将出嫁，母女俩缝制了许多衣服，但玛涅奇卡不幸离开人世，她的孤苦伶仃、身穿丧服的老母仍在一个劲儿地缝制和置办“嫁妆”。贫乏的生活，空虚的心灵!
在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间，契洪特把视线转向劳动者的困苦生活。《苦恼》是契诃夫早期创作中的一次思想、艺术飞跃。这个短篇小说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强烈地渲染着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使读者深深地同情小万卡。在主题思想上与《万卡》和《苦恼》相近的还有短篇小说《渴睡》。正是在这些作品中，欢乐俏皮的契洪特逐渐成长为严肃深沉的契诃夫。
这时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予他“普希金奖金”。可贵的是，契诃夫并未陶醉于日益增长的荣誉和地位，他越来越意识到作家责任重大。他迫切寻求“明确的世界观”，深深感到，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是一种可怕的事情。”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正是契诃夫这种内心折磨的产物，其中主人公老教授体现了当年知识分子在思想探索中体验到的苦恼，也反映了作家本人寻求“明确的世界观”的心情。
正是在这种心情驱使下，一八九〇年春病弱的契诃夫前去库页岛。他在这座人间地狱里的见闻提高了他的思想认识，使他觉察到为《新时报》撰稿所带给他的只是“祸害”。库页岛之行也拓宽和加深了他的创作意境，使他写出了《第六病室》，否定“勿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控诉监狱一般的沙皇统治下的俄国，在这里善于思索者被认作“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却正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应该说，《第六病室》中的“疯子”格罗莫夫形象是契诃夫在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下取得的杰出艺术成果。《第六病室》中的画面撼人心灵，列宁在年轻时读了这部作品“觉得可怕极了”，觉得他“自己好像也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第六病室》标志着契诃夫创作中的转折。从此以后，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具有了更强烈的社会性、批判性和民主性，其艺术形式也日趋完善，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完美的统一：真实，朴素，深刻，动人。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的解放运动开始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时期，它必须解决双重的历史任务：既要完成反专制、争民主，反对封建残余，发展经济、文化和科学的民主主义革命，又要完成推翻资本剥削和创建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是站在民主力量这一边的。一八九七年冬到一八九八年春，他反对法国反动派诬陷犹太籍军官德莱福斯，并指责在此案中助纣为虐的苏沃林及其《新时报》。一九〇〇年春他协助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到雅尔达肺病疗养院疗养。一九〇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帝俄科学院撤销高尔基名誉院士的称号。一九〇二至一九〇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蒙难的青年学生。这些事实都表明，契诃夫晚年的民主主义思想和立场更为坚定，而这正是他后期小说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在晚期作品中，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农村、工厂、小市民和知识阶层的日常生活。这些作品展示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愚昧和矛盾(《农民》等)；剖析庸俗、自私和铜臭对人的灵魂的腐蚀(《挂在脖子上的安娜》，《醋栗》，《约内奇》)；反映典型的社会心理“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套中人》，《醋栗》)；描写已经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写他们与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决裂和对“新生活”的憧憬(《醋栗》)。这些作品充满浓厚的时代气息和强烈的道德激情，既展示了农村、工厂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生活画面，也反映了进步知识分子的觉醒和“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
契诃夫的显著特色是他能够从*平常的现象中揭示生活本质。他高度淡化情节，只是截取平凡的日常生活片段，凭借精巧的艺术细节对生活和人物作真实描绘和刻画，从中展现重要的社会现象。但他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恰恰相反，他的深刻的现实主义形象常常升华为富有哲理的象征。在展示人物内心世界方面，契诃夫不重于细致交待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只求从人物的行为举止中看出其内心活动和变化。契诃夫具有高超的抒情艺术才能，善于找准适当的时机和场合，巧妙而多样地流露他对觉醒者的同情及赞扬，对堕落者的否定和厌恶，对美好未来的向往，以及对丑恶现实的抨击，而且浓郁的抒情意味常以“客观”而含蓄的叙述笔法为载体。契诃夫是一个有强烈幽默感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基于所描绘的人物和事件的性质各异，他巧妙地发出有着微细不同的感情色彩的笑声，淡淡的幽默往往与辛辣的讽刺相交织。契诃夫的小说紧凑精练，言简意赅，给读者以独立思考的余地。
无论是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契诃夫的成长和发展道路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他的作品的社会—艺术价值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契诃夫是人民的作家，他的优秀作品是人民的宝贵财富。
朱逸森
契诃夫(l860—1904)，俄国小说家、剧作家。其短篇小说的创作对世界许多作家产生过影响。代表作有短篇小说《一个文官的死》《套中人》《变色龙》《带阁楼的房子》，戏剧《万尼亚舅舅》《海鸥》《三姊妹》《樱桃园》等。
汝龙(1916—1991)，曾用名及人，江苏苏州人。1938至1949年先后在四川、江苏等地担任中学英文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在无锡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中文系任教。曾在上海平明出版社编辑部工作。1936年开始从事文学翻译工作。译著有高尔基的《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库普林的《亚玛》、托尔斯泰的《复活》《契诃夫小说全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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