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梁启超逝世90周年,为纪念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国内研究梁启超的知名学者夏晓虹教授,全新修订《阅读梁启超》系列三书《觉世与传世》《文章与性情》《政治与学术》,并以合集形式出版。这套书是夏晓虹教授三十年来研治梁启超的精华集结,全方位解读梁启超其人其文其事,还原政治文化激荡中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觉世与传世》
以政治家身份论学,开通民智图自强;以文学家态度治学,但开风气不为师。以觉世始,以传世终,梁启超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Z完满的典型。本书系统地回顾了梁启超的文学思想发展历程。
近代这个激烈动荡的转折年代,牺牲了却也成全了梁启超们。当年多少一心吟诗、不问世事的纯文人早已被人遗忘,多少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也已烟消云散,只成为历史家的研究对象。可是,充满矛盾的梁启超还活着,起码他的追求、他的苦难和欢乐仍萦绕在今天的文学家心中。
文学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副产品,也是中国文学自身新旧嬗变的历史产物。梁启超关于文学革命的理论倡导与建构体现了20世纪新的文学审美意识与审美理想的萌芽,是中国文学审美理念更新的重要阶梯。
作为夏晓虹先生的梁启超研究发轫之作,本书曾多次再版,本版又进行了增补修订,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亦适合大众阅读。
《文章与性情》
为政,为学,为人,独领风骚数十年;为子,为夫,为父,忠孝仁慈几十载,梁启超用一生贯穿了中国近代史。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是青春中国诞生的第1口呼吸;他的《变法通议》是一新文化向旧文化宣战的第1把利剑;他的“小说界革命”的尝试为腐朽的旧文学注入第1支兴奋剂。他就是梁启超!他力主变法却踏上流亡之路;他推行共和体制却步履艰难;他指挥讨袁护国却遇重重阻拦;他与康有为同为戊戌干将,却最终分道扬镳……本书汇聚了几乎所有关于梁启超的长言短语,共收录近十余年来研治梁启超的随笔、书评、序跋、论文等二十三篇,内分五辑。由文及人,由人及事,由事及史,由史及论,既有对梁启超生平与著述、事功的总体评述,包括时人与后人、师友与家人的感性印象;也有对梁启超剧曲创作、文类概念与文学史研究的专深探讨或考辨,较为全面地展示了这位近现代政治、学术大家的历史面貌。
《政治与学术》
因政治活动而得名,以学术生涯而葆名,梁启超是一位不能忘情政治的学者。
近年来关于梁启超的研究著作颇多,有些侧重其政治生涯的讲解分析,有些则更倾向于研究其学术方面之成就,本书却高屋建瓴,对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以及文学成就进行了综合研究。梁任公晚年为什么只专学术,不谈政治?梁启超与胡适之间究竟有何纠葛渊源?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如何,他到底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成功的文学家?梁启超为何向袁世凯求讨勋位,以至被人批判“好慕虚荣”“厚颜无耻”?作为国民大孝,梁启超为何未能见上父亲最后一面?一门三院士,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成功秘诀是什么?面对种种疑惑,北京大学著名学者夏晓虹在依托新史料的发现,为您解读以外一生摆荡于政治与学术之间的梁启超。
本书选取梁启超学术生活和政治生活点滴,展示了梁启超不为人知的思路细节,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分子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政议政,在政治活动之余不忘学术研究,在学术领域独辟一地,或变革或笔伐,或温和改良或力挽狂澜。此书展现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时代、国家的深爱和忧虑。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Z鲜明的体现。
纪念梁启超逝世九十周年
国内研究梁启超的知名学者夏晓虹教授力作
夏晓虹教授梁启超研究三十年来的精华合集
解读梁启超其人、其文、其事
还原政治文化激荡中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自从1983年开始阅读《饮冰室合集》,梁启超即成为我关注最久、投入最多的研究对象。迄今为止,我出版过三本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著作,即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印、中华书局2006年再版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2006年由三联书店印行的《阅读梁启超》,以及2014年由东方出版社刊发的《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此外,我还编选过《梁启超文选》(上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梁启超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梁启超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与《大家国学·梁启超》(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校勘过梁启超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与《国学小史》(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后二种系与陆胤合作),辑录过《追忆梁启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其中规模最大的则是三册、一百四十多万字的梁氏佚作汇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书序收入三联版的《阅读梁启超》时,我补拟的标题颇为感慨地用了《十年一剑?》。
愿意为一个研究对象付出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可想而知,此人之于我必定意义重大或魅力十足。仔细想来,梁启超有如下三方面优长对我深具吸引力:
首先,我做近代文学研究,是从梁启超起步的。日后回想,我一直很庆幸这一选择的正确,甚至可以说是英明。因为从哪里入手,很大程度上会决定一个学者将来的研究格局。我非常欣赏梁启超关于“理想专传”的构想:“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此处的“伟大”不单指“人格的伟大”,也包括“关系的伟大”,后者甚至更重要。因此,传主应是“可以做某个时代的政治中心”或“某种学问的思想中心”一类人物,亦即“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分论一《人的专史》)。如果倒转此一借人物写时代的角度,而从观照一个时代的政治、学术以至文学的流变着眼,那么,这些处在关系网络中心的人物,无疑会带给研究者更开阔的视野,展现更精确的图景。在我看来,梁启超正是这样的伟大人物。近代中国所经历的文学变革、学术思潮更迭、社会政治改良,梁启超不仅身历,且均为引领潮流的中坚。追随梁启超,也使我的研究不再局限于文学,得以进入更为广大的史学领域,让我因此能够走得更远。
其次,很多曾经处于时代中心的人物,已被掩埋在历史深处,不再引起今人的兴趣与关心。但梁启超不同,学术论著不必说,即使影视作品中,也不时可见其身影。起码,到现在为止,梁启超并没有离我们远去。探求个中原因,可以发现,世人对梁启超尽管有多种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不过,若从根本而言,实在只有“启蒙者”的称号对其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也不管面对士绅抑或面对学子,“开通民智”始终是其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却多为现代国民所应了解与实践。何况,与其师康有为的治学三十岁后即“不复有进”不同,梁启超“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六节)。谓之“善变”也罢,“与时俱进”也好,直到去世,梁启超留在时人印象中的“仍是一位活泼泼的足轻力健,紧跟着时间走的壮汉”(郑振铎《梁任公先生》)。他所写下的带有启蒙气息的巨量文字,今日读来照样新鲜感人。其年轻时的自我期待“著论求为百世师”(《自励二首》其二),也大可如愿以偿。
最后,在为时代写照而挑选作传人物时,“人格的伟大”虽不及“关系的伟大”更获优待,但若要长期保持关注,则此一研究对象在品格、性情上,必定应有使人感佩或愿意亲近之处。梁启超虽也投身政治活动,并一度进入官场,却绝少此间常见的恶习。胡适眼中的梁启超,“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1929年1月20日胡适日记),此说最传神。而能够拥有林长民、蒋百里、张东荪、张君劢、丁文江、徐志摩等一班俊彦爱戴的梁氏,其人格之光明磊落亦可想见。而其“善变”虽也会遭人诟病,但在梁启超本人,都是出以真诚,“无不有他的最强固的理由,最透澈的见解,最不得已的苦衷”,非如政客的投机逢迎、朝三暮四。况且,即或在变中,梁氏也自有其不变的坚持在,如郑振铎指出的“爱国”宗旨(《梁任公先生》),如我前面提及的启蒙立场。梁启超又自称“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学问之趣味》),这让他做起事来总是兴会淋漓,富有感染力。其爱家人,爱朋友,爱文学,爱书法,爱生活中所有新奇美好的事物,当然也使人乐于与之长久盘桓。
与这样一位时代伟人、启蒙先驱、可爱长者相遇,结缘三十多年,至今仍不厌不弃,并且,这一缘分还会继续下去,实为本人学术生涯中最大的幸事。
而由于持续的关注与话题的延伸,本人的研究也获得了国内外学界相当的重视。东方出版社精明能干的女编辑姚恋在做过《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责编后,一直惦记将我的三本著作集合起来,一并推出,以集束的效应进行展示,这一建议让我颇为动心。此事从去年说起,中经家事波折,延搁到今年6月,方才正式启动。
此次重新编排,按照三书为一整体的原则,除《觉世与传世》保留原貌外,其他两本著作都做了少量调整,具体情况在各书的“附记”中已有交代。同时,为配合成套出版的整齐、美观,书名也经过了统一修改:以“阅读梁启超”为总题,《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易名为《阅读梁启超:觉世与传世》,《阅读梁启超》扩充为《阅读梁启超:文章与性情》,《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改题为《阅读梁启超:政治与学术》。
明年1月恰逢梁启超去世90周年,谨以拙作向前贤致敬。
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已退休),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特聘教授。先后赴日本、美国、德国、捷克、韩国、英国、马来西亚、以色列、新加坡、法国和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地区从事研究与参加学术会议,并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日本东京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客座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