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的风景：1937-1945年外国戏剧初版本考录_王巨川著_9787503967160

　　《汉译的风景：1937-1945年外国戏剧初版本考录》并非一部宏观的理论研究性著作，它更像是一本呈现出关于“书”的历史现场的书，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历史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这是因为在该书中囊括了187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翻译出版的外国戏剧图书的初版本，每部翻译图书同时附有封面页、版权页的图片，以及这些书的出版机构、原著者、翻译者等图书信息。在此基础上，该书围绕图书周边的史料和史实，采用编年史的结构方式对1937年至1945年间翻译并出版的外国戏剧展开客观的考录和历史的辨析，并通过译者翻译的价值取向、出版机构的背后诉求、出版方式的变化等揭示戏剧发展的时代差异，目的是希望给读者呈现出一个原生态的翻译现场和历史性的图书面貌。如此，一方面为翻译文学史的“完整性”贡献一份“形象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为研究者提供一种思想生发的路径和研究视角的拓展。
　　《汉译的风景：1937-1945年外国戏剧初版本考录》在对1937年至1945年间外国戏剧汉译初版本考录过程中，对于1937年前出版及之后再版的戏剧翻译图书并未收录，但在每一部初版本的考录中，笔者对于该书在此之前或之后的不同翻译者与翻译版本一一做了说明，以便于读者能够按图索骥，可以看到该戏剧的不同翻译版本的面貌。有少量初版本已无法看到原本或版权页缺失，只能根据现有资料录入。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肇始，不论是弃古开新的白话诗，抑或小说、散文、戏剧等新文学范式，都是在如火如荼的“西学东渐”影响中展开其郁郁葱葱的成长空间。其中，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发展与成熟更是如此，是在那些有志于更新中国思想的知识者们对外国戏剧文本的翻译工作中开始的，这些翻译文本推动着中国现代戏剧从“稚嫩”走向成熟。胡适在1916年指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他的学生傅斯年和欧阳予倩纷纷响应，傅斯年认为“中国现在尚没独立的新文学发生，编制剧本，恐怕办不好，爽性把西洋剧本翻译出来，用到剧台上，文笔思想，都极妥当”；欧阳予倩也认为“剧本文学为中国从来所无，故须为根本的创设，其事宜多翻译外国剧本以为模范”。茅盾更是“觉得在现在文坛上活跃的而且最关系前途盛衰的事，还是翻译一件事”。据田禽在《中国戏剧运动》一书中的统计，自1908年至1938年止，中国一共出版了387种翻译剧本，虽然这些“戏剧翻译大多没有注意到上演方面”，翻译者大都“只抱着介绍文艺作品的心理”，但其中并不难看出，外国戏剧翻译工作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之繁盛面貌。
　　可见，不论是早期从日本“搬运”过来并对中国戏剧产生重大影响的《热血》（又名《热泪》《杜司克》）、《祖国》、《复活》、《娜拉》、《奥瑟罗》，抑或是后来洪深、顾仲彝、潘家洵、欧阳予倩等剧作家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王尔德、奥尼尔等欧美戏剧文本的翻译与改译，等等，这些西方戏剧的翻译文本都是中国现代戏剧产生、发展和走向成熟的重要基石。特别是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汉译文学自然不会远离特殊时代的历史要求。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和民族主义情绪日渐高涨，这一时段的汉译文学更加凸显出独特的时代特征。戏剧利用其强烈的现场感染力量，也在全民抗战的浴血奋战中有了长足的生长空间，在表现戏剧艺术的审美维度的同时更兼具革命和抗战的双重使命。大量的苏俄、英、法、美优秀戏剧以及大量具有抗战精神的优秀戏剧被译介成中文，这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做法不仅解决了当时国内抗战戏剧“剧本荒”问题，同时也为抗战戏剧提供了创作资源和艺术借鉴，实现了外国戏剧“中国化”“民族化”的文本转换。一大批已经走向成熟的剧作家，如欧阳予倩、李健吾、师陀、柯灵、顾仲彝等人积极参与到剧本“创造性模仿”（周作人语）的改译中。比如，参与抗战宣传的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的作品《三兄弟》，不仅创作于抗战现场，而且经由夏衍等人的汉译，对中国的抗战宣传和日本人民反战情绪的调动都产生了积极的深远影响。另外，欧阳予倩据托尔斯泰的《黑暗之力量》改编的《欲魔》、刘念渠依据美国杰克·伦敦原著改编的《杀人》、王思曾依据英国戴恩的Shivering Shocks改译的《炸药》、王石城对比利时梅特林克《水落石出》的编译、宋之的与陈白尘依据席勒的《威廉·退尔》改译的《民族万岁》等大批改编剧本，以文化的力量直接参与了中国的抗战全过程。据统计，从1937年至1945年共出版改译戏剧单行本79种，占现代文学历史同类作品（110种）72%，另有50种收录在各种戏剧集中，这些“中国化”“民族化”的编译、改译无一不是在对西方戏剧文本的借鉴和其影响中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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