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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在日本一次又一次觑觎、蚕食中国的同时，中国方面却加快了学习日本的脚步。晚清和民国肇始初期，中国在开展社会转型的探索过程中，很多方面都可以看到日本顾问的身影。晚清时期诸如有贺长雄与立宪，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小河滋次郎、志田钾太郎分别与大清刑律、大清民律、大清监狱律、大清商律等许许多多现代法典的编纂，川岛浪速与近代警察制度的建立，渡边龙圣与直隶地方近代教育制度的建设，等等，日籍顾问的正面作用和贡献都是不容否认的。本书选取有贺长雄、松冈义正、寺尾亨和副岛义一作为具体解剖对象，就中国政府聘请他们担任顾问的过程、目的，以及他们担任顾问期间所负责的具体工作等微观领域加以研究和分析，以有助于人们全面理解日本顾问在清末中国社会转型探索中发挥的整体作用。

序　为达云新著点赞

中国日本历史学会名誉会长　汤重南

2018年初，老友达云教授发给我他的新著《洋律徂东：中国近代法制的构建与日籍顾问》文稿，嘱我为其写序。该书内容与我的专业虽然并不完全对口，又诸事缠身，可我仍然当即慨然应允，因为太想为达云尽点心力了。这不由得使我联想到与他的结识、过从，以及所知种种，我的思绪于是回到了30多年前。

我与达云结识已30多年。这一结识，是有缘分，还是天佑？达云有着传奇式的经历（当然是与当时大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那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达云虽然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日语系，却阴差阳错地被分配到天津某大型国营工厂工作，直至被内定为厂领导层的预备军。70年代末，社会科学研究战线开始恢复建设，天津市社会科学院日本所也开始招聘研究人员。达云听到消息后，跃跃欲试，放弃被提拔的或然机会，找到刚被任命为日本所主管工作的副所长的吕万和先生（更是我尊敬又过从甚密的前辈）。吕先生经过询问其动机、考察其日语程度和社科知识，当场拍板，决定招聘任某工厂中层干部的达云。怎奈工厂以工作需要之由不同意放人，达云想从工厂调入研究机关一事遇阻。这时恰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国务院批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中青年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充实研究人员青黄不接甚至后继无人的社会科学系统。于是，万和先生鼓励达云报考。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达云据说取得了该专业天津地区第一名的成绩。当时达云本来可以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录取进京，由于万和先生点名力争，最终根据考生报考地优先录取的原则，达云被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录取。达云所在的工厂方面见到盖有国徽印章的录取通知书，也不得不将这位厂领导后备人选放行。

达云到天津社科院日本所后，在吕先生的指导下，很快就适应了日本问题研究工作，并渐入佳境，成就引人注目。后来又从天津社科院考入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毕业后在国家人事部所属研究所工作数年后，获得日本外务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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