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与文化主题书系：从“人”到“好人”——公共生活与青少年品德养成
定 价：38 元
丛书名：民族精神与文化主题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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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孙抱弘
- 出版时间：2013/3/1
- ISBN：9787531660996
- 出 版 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中图法分类：G775
- 页码：
- 纸张：胶版纸
- 版次：
- 开本：16开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道德如何适应社会变革，已经愈益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一个突出问题，这当然也是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所要面对的首要问题。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为适应社会的转型，必须实现建设重心的转移以及正确把握建设的起点，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课题。本书直面现实，始终以问题意识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调动多学科的学说资源，汲取中外学者的有关研究成果，对我国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及其重心转移的问题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而有新意的解答。
在社会转型新时期下，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发生了变迁，而这对于新一代国民力量青少年的行为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塑成，尤其对有关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又是影响深远的。那么，对于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到底是什么与为什么这样两个本源性的问题，以及如何让我们的青少年群体从传统人发展为现代人，如何从人发展为好人，我们应该做如何的思考，就看本书的解读了！
引言
长期以来，笔者一直以为关于青少年与青少年教育的研究要放在未来展望、历史继承与现实把握的交叉点上抓住、抓准问题来进行，要置于多门科学、多种学科的视野来思考。如何把握当代中国青少年道德建设的取向与定位？本人的思路与观点如下：
当代青少年的道德建设，应实现理想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应着力于公共理性与公共精神的建树，应以公共伦理教育为重心，并将公民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起点。
在现代化的进程与和谐社会的建设中，为什么要提出青少年道德建设重心的问题？如何确定重心变革的依据？如何实现重心的转移和重新定位？这是本研究试图探讨的主要问题。
一、提出问题：道德建设重心的反思
当代青少年是未来的市民、国民，其道德建设重心的确定，必须放在这样几个背景下思考：
(1)现代社会的发育与建设；
(2)公共伦理生活成为最主要的日常生活；
(3)市民、国民素质与上述社会生活的相适应。
由此，我们将在以下诸多方面的平衡中来考虑道德建设的重心问题：
(1)理想道德生活与日常公共伦理生活；
(2)理想道德品质追求与日常伦理规范遵奉；
(3)教化伦理宣传与生活伦理养成；
(4)古典美德崇尚与大众道德提升。
现代社会是大众社会、公共社会，现代生活也就是日常的公共伦理生活，很显然我们的重心只能向大众、公共、日常生活这一端倾斜。但是，倾斜绝不是一面倒，作为理想、品性、美德，我们应该崇尚也要鼓励追求，但却不可强求一律地去推行，更多的应是通过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去逐步养成。不过，鉴于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的有限理性，现阶段道德建设的重心只能落在大众、公共、日常生活这一端。
二、展开问题：道德建设重心研究的多学科理论视野
现代社会的公共日常生活伦理建设与教育并非臆想，进入现代社会的东西方学界各学科对其都极为关注，哲学家、社会学家、伦理学家、政治学家、心理学家、人类文化学家、社会教育学家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就公共伦理与道德品性的追求以及相关的人性、社会建设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这些不同学科的理论成为本文思考问题与理论建构的重要资源。
第一，康德提出了人作为有限理性者必须认同与维护公共伦理规范，也就是说，人要摆脱有限性的存在状态，成为一个理性存在者的关键就在于分清臣民与公民的区别，认识个人自由与公民权利的互依互存，从而成为公共伦理生活中的主体而非附庸。
第二，滕尼斯与迪尔凯姆分析了共同体与集体意识从传统向现代演进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了在这个历史演进过程中，必须不失时机地构建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秩序与伦理规范，并依托于行会、合作社和社会主义来实现。
第三，卡尔夫·林顿认为由于人类行为和主张的基本一致性或曰标准性就构成了文化模式，而现代公共生活的发育、公共伦理的践行和公共精神的张扬，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是构建特定社会的必要条件，也将塑成与社会相适应的人的素质。在这里，社会、文化模式与人是互依互存地相连在一起的。
第四，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分别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对公共理性问题进行了论述，前者注重可行的政治公共理性，后者追求理想的人文公共理性，从而互补地共同构建了现代公共理性的下限与上限。
第五，亚洲社会学家尾关周二，基于社会共生类型与人类交往理性的互动关系，主张在共同的共生与共生的共同的平衡稳定中，从传统的共同体走向现代化的公共社会。尾关周二先生这一思想的提出对于儒家文化圈的亚洲社会有极大的意义，并将推动相应教育理念与目标的大转变。
第六，作为身处西方文化氛围中的中国学者，黄万盛先生猛烈地批判全球化的三大原则：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他的批判分析是对工具性质的公共理性的超越，也是对一种新的公共理性人文公共理性的呼唤。由此，我们认识到，人文公共理性有可能引导人类走出科学主义、经济理性与消费享乐主义的泥潭，在共同善的目标下构建世界共同体。
三、分析问题Ⅰ：实现建设重心转移的历史与现实依据
1.历史反思：不和谐文化与国民性缺陷
人类传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文化传承。在物质匮乏和强权统治下，人们出于生存理性中趋利避害的本能往往凸显人性中的阴暗面，从而累积形成一种反社会、反伦理的不和谐文化，在这种不和谐文化与人的生存理性的互动下塑成的国民性有着很多缺陷。在长期的专制社会与小农经济的生存环境中，国人有两个最主要的缺陷：一方面不尊重独立意识、独立人格；另一方面也不重视公共意识与公共精神。这就使得中国现代公共社会日常生活运行成本很大，更严重阻碍了公共秩序、公共社会的健康发展。由此，国民之公共伦理素质的提升已经历史性地成为今天社会教育的责任，这就是青少年道德建设重心转移的历史依据。
2.现实把握：公共问题的认知缺失与动力心态的偏颇
多个实证研究发现，当代青少年的公共伦理素质存在两个方面的明显不足：
第一，对于公民有关认知的有限与有误。这主要是将公民简单地理解为好人，对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不甚了解，特别是对做一个好公民的认同比率竟然与年龄成反比。还有相当比例的青少年有误将公民当臣民的倾向，还有过半的被调查青少年对遵守公共秩序是人己两利之举表示不认同，凸显了公共理性的盲点。
第二，对公共伦理遵奉的被动性与对搭便车行为的高度认同。有数据显示，对现有公共伦理的遵奉，过半的被调查者是出于不受处罚和为受大家尊敬等他律的外在的原因影响。另外，几近半数的被调查者对无人管理就闯红灯、违规发财、走捷径超过别人等表示理解和认同，特别严重的是这一比例与年龄成正比，年龄越大认同率越高。这些调查足以成为我们实行道德建设重心转移的现实依据。
四、分析问题Ⅱ：人性假设与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视角下的重心取向
对青少年道德建设重心的定位，也应在微观的内在依据与宏观的外在需要的交叉视角下，即在追求深度的人性假设理论框架与探寻广度的物、人、文化与社会四维互动的系统性研究思路的结合中展开。当然，这些分析既是对前面内容的小结与归纳，也是对前述问题的扩展与深入。
根据以上的研究思路，笔者认为：社会的发展必须以人国民青少年的发展为基础，而现代社会中人的发展和人的独立人格的培养，以及置身于风险社会、公共社会和网络社会的素质要求，决定了青少年道德建设重心取向的前提。
五、解决问题Ⅰ：道德建设的重心定位
现实生活的演进与当代社会的发展，推动着传统伦理生活向现代日常生活伦理的转型，也促进着革命时期的集体主义向后革命时期的社群主义或新集体主义的发展，现代公共伦理的构建与新集体主义的传播已经或正在成为现代社会生活的必要条件，由此公共伦理教育也必须成为今后广大青少年群体道德建设的重心。
较之现代社会中的公民教育，本文提出的公共伦理教育在中国应更有针对性，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把握与实际问题的解决。因为，公共伦理教育不仅注重每一个公民的主体性立场，强调个体的独立性、独立人格，而且更注重主体间的问题即强调主体（独立的个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生共荣、互动双赢。对于曾经被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社会与国民心态而言，关注主体之间的现代契约理性与交往理性的培养教育，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建设与相应国民心态的调整无疑极具现实性。换句话说，我们要真正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目标，那么公共伦理的教育就是基础，公共伦理教育培养出来的公共理性、公共精神才可能给予国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意识与能力。由于中国的国情，可以预想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此类教育将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由此，与其将来为应对瓶颈而高成本补课，倒不如早日将公共伦理教育确定为当代青少年道德建设的重心，并加以制度化的保证与实践的推进。
六、解决问题Ⅱ：道德建设重心的起点选择
现代公共伦理生活的扩展、公民社会的建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是一个必然的过程。然而，思想文化资源的某些不足，市民面对公共空间和生活存在困惑，也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弥补不足、摆脱困惑、实现和谐共同体的建设，是当代青少年未来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重心所在。重心实现的路径就是公民共同体意识的教育与公民有序参与的实践。而公民共同体意识教育无疑是一切的起点，更是人们价值与行为取向的基石。这一基石的核心部分，就是现代共生共存理念的传播、接受和内化。
这里所说的共生共存理念，其内涵为：共生，可理解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物质财富、共同生产精神财富、共享人类文明成果、共享生活资源；共存，可以理解为互相帮助、共同存在、共同发展、共同追求人类幸福。
世俗社会的人所要考虑的最远大、最深刻也是最现实的问题，是如何生存下去以及如何幸福健康地生存下去。生存问题，是相对长远的发展问题，是人类社会的根本问题，也是有理性的人忧虑的根本问题。人类的生存问题总是与其素质状态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共生共存的实现自然也与人类自身的意识与能力的形塑紧紧关联。所以培育共生共存的意识、态度和养成共生共存的能力至关重要。在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下，这些意识和态度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培养：一是以共生共存、人己两利为核心理念的公民共同体的大众价值观教育；一是以公民伦理、公民理性、公民精神为底蕴的世俗人生观教育。相应的能力则主要应通过民众的自我教育，在体现个人利益、个人兴趣的自治组织、社会团体中，通过大量的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活动来完成。比如，作为社团组织的少先队、共青团、工会、妇联乃至合法的宗教团体、民间社团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以及自我教育活动；农村的村民自治、企事业单位基层的各种自治活动。当然，这些活动都应该是在相应的制度设置下的有序的、理性的、合法的活动。上述的价值观教育将成为这些活动有序展开并取得成效的保障。也正是在这些活动中，人们的现代公民素质将得到不断地提升，相应的活动与相应素质的逐步提升将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进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建设。
以上是本书总体的研究与阐释思路，由于问题研究的侧重范围和书稿的篇幅以及本人知识积累的限制，书中涉及的多学科、多方面的论述深度乃至把握程度都十分有限，有的甚至还有明显不足。作为一次研究多学科问题的尝试，遇到的问题与不足只能通过日后的研究逐一解决。另外，关于重心、起点从理念层面的探讨论证和进入实践层面的推行和实施，更有待于下一步实践性的、追踪性的研究和探索了。
孙抱弘，1951.12出生于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国民精神与素质研究中心主任（2010）院青少年研究所副所长（20002011），所刊《当代青年研究》杂志主编（20002011），首届中国青少年研究事业突出贡献奖（2008年）获得者。历年的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伦理学会青年伦理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上海市青少年教育协会副理事长、上海青年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上海伦理学会德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长期从事青少年伦理问题、青少年素质养成机制的跨学科研究；近年来主要关注人性、国民性与国民教育的系统性研究，着力以哲学为原点的多学科视野里青少年研究的基础理论研究。
第一章 概念的界定、展开与相互关联
一、日常生活、公共生活与公共伦理
二、现代社会与公共生活伦理
三、公共伦理素质的提升与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重心
第二章 多学科视野里的公共伦理问题
一、康德：有限理性者与公民伦理
二、滕尼斯与迪尔凯姆：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共同体
三、拉尔夫·林顿：社会特征、文化模式与公共文化建设
四、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公共理性的上限与下限
五、尾关周二：社会共生类型与人类交往理性的发展
六、黄万盛：全球化三大原则批判与人文公共理性的呼唤
第三章 人类社会的传承与公共伦理
一、人性假设与公共伦理规范
二、不和谐文化与公共伦理建设
三、国民性的主要缺陷与公共伦理素质的提升
第四章 当代青少年公共伦理素质现状与成因分析
一、当代青少年公共伦理素质的现状
二、当代青少年公共伦理素质现状的成因
第五章 现代社会发展与国民素质准备
一、社会发展：以人为基础的整体视角
二、现代国民素质：个人准备和社会应对
第六章 现代社会中公共伦理教育的依据与定位
一、公共伦理教育的依据
二、公共伦理教育的定位与落实
第七章 公共伦理教育的国际视野与借鉴思路
一、思想的发展过程与整合趋向
二、实践的演进轨迹与发展态势
第八章 公共伦理教育的国内视域与发展趋向
一、形成与演进的轨迹
二、路径依赖与先天不足
三、走出困境：公民共同体意识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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