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前言
综观欧洲现代史,几乎每个时期都经历了某种革命。19 世纪下半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已经在欧洲部分地区进行的科技和社会革命持续不断、步伐加快;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一改欧洲的社会、经济面貌,其速度之快,成效之显著,史无前例。与此同时,欧洲大陆爆发了民族革命,遍及波兰、巴尔干地区(the Balkans)、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
民族革命在欧洲历史上并非新现象。民族主义思想曾在宗教改革、荷兰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中有所体现。19 世纪后期,民族主义越发高涨,其神秘色彩愈加浓重,作为主要的思想力量,推动欧洲政治和社会的变化。
1815—1848 年间,欧洲各国政府在压制民族革命运动中,屡获成功。然而,一些历史学者却坚决反对用“欧洲协调”(the Concert of Europe)* 来形容当时大国间的合作,因为各国间的不和谐局面其实更为显著。但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下,当时的政治家普遍认为,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分歧比使用武力更安全。因为即使战争取得胜利,也会释放出一股他们无法控制的革命力量。因此,即使英国已经强大到可以退出“欧洲协调”,它也只是在不会因此而损害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才寻求独立的。当英国的利益受到欧洲大陆的严重影响时,其政治家就会在由欧洲大国组建的委员会上据理力争。
1815 年建立的国际体系在1848 年的革命中得以保存,然而在革命进程中,国际保守主义的极端支持者被肃清,这其中就包括克莱门斯· 冯· 梅特涅亲王(Prince Klemens von Metternich),他声名之大,一度曾是旧秩序的代名词。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新的政治家,他们对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已经淡忘,或者说他们的政治抱负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维护欧洲君主制国家的共同利益了。
新一批领导人中,最为重要的当属拿破仑三世,他在外交政策上的主要目标是把法国从1815 年《巴黎条约》的限制中解救出来。随着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的爆发,欧洲大国间的有效合作暂告一段落,这对拿破仑三世而言是个好机会。于是,他在存在竞争的对手国家之间鼓动民族革命,希望能够乘胜追击,领导这些民族运动,重建法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地位。然而,他发现自己无法控制召集起来的军队,而从“欧洲协调”的瓦解中获利更大的,是那些比他更残暴、更精明的政治投机主义者。最终,他毁于自己辛苦召集起来的军队力量。
1871 年,意大利、德意志分别以独立民族的身份取得了政治统一;在一个全新的奥匈帝国内,匈牙利也获得准独立。这些民族的成功独立为其他民族提供了全新的动力。在大英帝国,爱尔兰独立成为主要问题;俄国、奥匈帝国饱受民族分裂的困扰;在希腊推翻土耳其统治、获得部分或完全独立后,黑山与塞尔维亚(the Montenegrins and Serbs)、罗马尼亚(Rumanians)与保加利亚(Bulgars)也随即寻求独立;而后,巴尔干地区的奥斯曼帝国也开始面临瓦解的危险。当时,德意志帝国是最重要的新兴民族国家,政治地位开始凸显,军事力量欧洲领先,一改之前大国间的关系格局。德意志帝国成立后,欧洲各国政府开始了全新的合作,这些合作看似稳固,实则暗流涌动,一直持续到1914 年。
同时,民族主义也发展成扩张主义。一些新兴的民族国家刚一宣布主权独立,便想征服其他民族。大国间,意大利、德意志同英、法、俄争夺扩张的战利品;而小国间,巴尔干地区的新兴民族国家也不惜同土耳其、奥地利等国争权夺利,寻求扩张。
单有民族主义是不足以引发民族革命的。这些革命爆发在前所未有的社会与经济混乱时期。工业化、人口增长、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些都促使欧洲社会与人民生活发生了根本转变。欧洲各国政府认识到,若要应对这些社会和经济变化,就要对已有的政策\法律和制度进行长远意义上的修订。简言之,就是改革。
改革的动力源于人们相信社会能发展、人类能进步。19 世纪的物质进步让许多欧洲人眼花缭乱,他们把科学发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视为人类迈向更高层次、更完善的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步。当时人们普遍坚信,在未来,依靠科技进步和人类的理性,可以解决一切人类问题,消除所有恶习。这种乐观的态度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天真,因为许多关于人类的幻想已经破灭。但当时,人们对人类进步抱有信心,在政治宗教运动中强调努力工作,这都大大推动了19 世纪人道主义精神的发展。当时欧洲人一致认为,世界应摒弃奴隶制,摆脱折磨,消除饥饿与疾病。政府常常出于人道主义,立法缓解工业革命带来的社会压力。广大民众得知童工的惨状或土耳其帝国的暴行,大为震惊;欧洲各地民众对改革的呼声不容忽视。
由于英国的议会制政府传统悠久,多数改革者期盼国会能通过立法实现必要的改变。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诉求是扩大公民权,让公众对立法产生影响。英国议会制政府中的改革者是有理由自信的,因为他们的国家平稳地度过了19 世纪的社会、经济危机,未出现大的动乱。所以说,各国民众期盼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改革,英国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
在欧洲,许多建于1848 年或更早时期的议会制政府,由于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和愿望而不被信任。相反,专制型政府却符合社会变革的需求,其中大多采用立宪制与议会制相结合的运作模式。欧洲大国中真正实行议会制的政府之所以失败,一方面是因为议会势力和传统的薄弱,另一方面是因为缺乏成功运作所需的必备要素,即国家的主要群体在基本问题上要达成共识。19 世纪末,爱尔兰寻求独立,英国不予承认,而且在这个问题上国内没有达成共识,深受影响。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新兴的德意志帝国不仅要处理地主与农民、工厂主与工人的社会阶级矛盾,还要解决持续数世纪的政治和宗教分裂问题——巴伐利亚人(Bavarians)与普鲁士人(Prussians)、普鲁士人与波兰人(Poles)、新教徒与天主教徒间彼此敌对。倘若没有一个强大的专制集权政府,想要在如此大的分歧下维持一个新兴帝国的统治是不可能的,至于要有效地治理国家更是无稽之谈。
无论是议会制政府,还是专制型政府,都是由不同行政部门组成的专业管理机构执行政策。虽然管理机构是政府领导工作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能把它与领导班子混为一谈。专业管理人员确保政府持续运转,他们可能会对政府首脑产生巨大影响,但决策权还是掌控在行政领导班子的手中。因此,一个国家中,领导班子的执政水平始终都是至关重要的。在专制型国家,一旦专制集团掌控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么统治者的个人品性将成为影响国家政策最重要的因素。因为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新经济和军事权力,而正是统治者最终决定是否要使用这些权力推动国家迈向现代化。
随着19 世纪的发展,国家开始拥有或理应拥有更大的权力,同时也要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国家颁布法律解放奴隶,监管矿场与工厂的工作状况,为新兴城市修建下水管道和供水线路,为免费义务的基础教育配备设施。国家既保护公民免受国内动乱和国外威胁,实现爱国者对国家统一的渴望,又回应全世界人民对于辉煌帝国的要求。
随着政府扩大职能,其管理机构也扩大了职能。科技创新开始为其所用:电报、印刷机、铁路、蒸汽船、机关枪和膛线铁炮开始成为政府部门、秘密警察、陆军、海军和收税员统治国家的工具。国家实行义务兵役制,让每一个身体状况符合要求的男性青年为国效力;实施义务教育,教导公民要热爱祖国,忠于国家。
19 世纪末,国家权力空前强大,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和身体。而民族主义者和改革家实际上十分认同这种来自国家的控制,因为这将是他们实现理想最有效的手段。像俄国这样的国家,政府自古带有政治压迫的特点,国内有诸多无政府主义和相关政治学说的拥护者,他们抵制国家政府的一切统治。但也有个别预言家,如德国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 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和俄国的小说家费奥多尔· 陀思妥耶夫斯基( Fdor Dostoevsky),他们清楚预知了国家控制的最终影响。当时,乐观和自信是时代的标志,所以,人们大多也就忽视了国家政权的扩张。
[美] 诺曼·里奇(Norman Rich),布朗大学历史学荣誉教授,国际关系专家,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博士学位。曾先后任教于布林莫尔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以及布朗大学,并协助指导布朗大学的国际关系研究项目。曾于普林斯顿大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担任研究员。他还曾因在英德两国进行的研究工作,受到过古根海姆基金会和富布莱特基金会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