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博士文库：表现性评价在语文综合性学习中的应用_申宣成_9787534782480

本书是一篇以表现性评价在语文综合性学习实践活动中的应用为研究课题的博士论文。全书分为理据探寻、程序开发和案例探究三大部分，分别围绕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中评价方式的现状，评价方式与语文综合性学习的匹配情况，基于课程标准中语文综合性学习的目标阐述学习任务、评价方式、评分规则及其应用，以及围绕演讲和课本剧两种语文综合性学习的案例研究与分析。作者立足于调查实践，运用实验法、调查法、档案分析法、案例研究法、中外比较法等，有理有据，将课题阐述得清晰透彻，具有创新性和借鉴价值。

　　致读者
　　尊敬的读者，非常高兴您看到本书并对它产生兴趣！为了回馈您对本书的青睐，也为了节省您宝贵的阅读时间，我真诚地希望您在开卷之前读读下面的话。
　　第一，我为什么要出这本书。
　　如您所知，自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以来，评价改革和课程整合一直是教育实践和研究领域的难点。尤其是在党和国家提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要求之后，探索新的评价方式、强调知识的实践和运用更是被提到了新的高度。事有凑巧的是，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正好是以新的评价方式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我仍和实验教师一起继续做着这方面的探索。“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几年来辛苦播撒的种子一旦得到了春雨的润泽，自然就产生了破土而出的冲动。
　　出版此书的第二个原因与我目前从事的工作有关。作为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室课题管理办公室的专职工作人员，几年来，我在指导和管理课题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中小学教师对课题研究不太熟悉，从课题的申报、实施到研究成果的表达，走了很多弯路。为了帮助这些老师掌握课题研究的方法，我常常现身说法，把自己的博士论文发给他们参考，他们都说收益颇大。由此我体会到，案例学习是成人学习的一大法宝。教师们都有很强的自学能力，如果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好的研究案例去学习，不用讲多少高深的理论，他们自己就能悟出研究的道理，解决研究中遇到的问题。考虑到我的这篇博士论文无论在专家盲审还是博士答辩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所以还有点儿自信拿出来“晒晒”，以接受更多教师和专家的审鉴与评议。为此，在修改成书的过程中，我尽可能保持了论文的原貌，希望您不会被书稿中密密麻麻的脚注和参考书目吓到。其实，对于一篇学术著作来说，脚注和书目是必不可少的，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舒尔曼所说：“每个脚注和每一个参考书目都提醒我们，如果不是别人的努力，我们个人写作或学习都不可能发生。”看来，对于一个研究者而言，“规范”和“呆板”有时就是合理和可爱的代名词———您说呢？
　　第二，您该怎样来读这本书。
　　在陈述了上述两个理由之后，或许您对本书的兴趣又加深了一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将十二分地高兴。那么，面对这块学术“硬骨头”，您打算怎样把它“啃掉”呢？下面我提供几种“吃法”，您不妨一试。
　　如果您对大段的文献综述和纷繁的脚注数目有着本能畏惧的话，我强烈建议您从本书的第七章或第八章读起，因为这两章内容是我和实验学校教师合作开展的两个案例研究（演讲和课本剧），读起来相对轻松有趣。说不定在读过这两章之后，您会禁不住顺藤摸瓜，开启对其他章节的阅读之旅。
　　如果您想了解表现性评价的设计程序和技巧，那就请集中阅读第二部分，该部分阐述的“四步骤”设计方案，相信会对您有点儿启发。
　　如果您正为找不到一个好的研究问题而发愁，或者是确定了研究问题却不知道如何进行研究设计的话，那么您就需要按部就班地从本书的开始读起啦。本书的绪论部分可能会让您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玄机。
　　当然，如果您正打算开展一次调查研究，那么仔细阅读第一章就足够了。如果在阅读该章的过程中，再找一本关于介绍调查研究方法的专业书籍来对照阅读，那就再好不过了。
　　既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也肯定会有一千种阅读方式。既然阅读方法如此之多，我就不再一一罗列了。相信您是一位高明的“厨师”，能用这本书提供的“食材”，做出一桌“美味佳肴”来。
　　最后有一点我必须要说明，除本书后记中提到的那些我必须感谢的老师和朋友外，我还要感谢大象出版社的编辑，他们细心的编校让我深深体会到了什么是精益求精的专业精神；感谢我们单位的丁武营副主任，正是因为他的举荐，这本书才得以顺利出版，我也才有机会凭借此书与您展开心灵的对话。
　　申宣成
　　2015 年2 月于郑州

　　二、语用学分析：语文综合性学习是真实情境中的言语实践
　　（一）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文学科的影响
　　1916 年，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学生整理出版了索绪尔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普通语言学教程》，结构主义语言学由此诞生，索绪尔也因此被誉为“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区分了“语言（language）”和“言语（parole）”这两个概念，并把两者的区分称为语言研究的“第一个分岔路”。① 他认为，语言指的是一个潜在的系统，该系统能反映出多变的言语活动背后的稳定的规律；言语指的则是具体的语言运用，即一次内容形式不尽相同的具体讲话。这一区分的巨大价值在于，它提醒语言学家从纷纭复杂的语言现象背后找到系统的规律，从而使语言研究摆脱了传统语言学“经典考据”的羁绊，成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
　　但是，由于片面地强调语言而忽略言语，导致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几乎成了抽象的数理学科，与有血有肉的语言使用者和鲜活的语境渐行渐远。正如英国著名语言学家利奇（Geoffrey N． Leech）所说，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中，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言语”被当成了一只使用方便的“废物箱”，凡不符合理论的或用理论解释不通的语言事实都被丢进这只“废物箱”里。② 这一情形在乔姆斯基的形式语言学理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中达到了极致，无怪乎著名的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ell H． Hymes）不无讽刺地称之为“伊甸园的观点”：人类的语言生活似乎分两半，一半是语言能力，大脑内在化的与生俱来的能力，就像是天上的伊甸园；另一半是语言运用，就像偷食禁果，触犯天条，被贬逐到凡间。③
　　结构主义语言学纯粹的语音、语法研究也降低了其对语文教学的指导意义，甚至对语文教学产生了负面作用。对此，吕叔湘先生就曾恳切地指出：
　　语言是什么？说是“工具”。什么工具？说是“人们交流思想的工具”。可是打开任何一本讲语言的书来看，都只看见“工具”，“人们”没有了。语音啊，语法啊，词汇啊，条分缕析，讲得挺多，可都讲的是这种工具的部件和结构，没有人们怎么使唤这种工具。①
　　张志公先生在认识到语言学理论与语文教学实际不相适应的情况后，竭力提倡并尝试把语法学、逻辑学、修辞学、文章学等学科综合起来，以研究语言的实际应用为目的，建立一个“桥梁性的学科”———“汉语辞章学”，并为此倾注了大半生的精力。② 吕叔湘和张志公先生作为著名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界的“二老”，其真知灼见和实际行动充分证明语文教学需要一种新的语言学理论———语用学作为学科的理论支撑。
　　（二）语用学是语文学的原理性学科
　　“语用学”（Pragmatics）这个术语是由美国哲学家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于1938 年在其著作《符号理论基础》中首先提出的。“Pragmatics”中的“Pragma”是一个拉丁语词根，其意义为“行动，做”。③ 之后，著名语用学专家利奇指出了语用学的判断标准：
　　对意义的讨论是否属于语用学的范围有下述几个明显的判断标准：（1）是否考虑了说话人和听话人；（2）是否考虑了说话人的意图或听话人的解释；（3）是否考虑了语境；（4）是否考虑了通过使用语言或依靠使用语言而实施的那种行为或行动。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是肯定的，就有理由认为我们是在讨论语用学。④
　　利奇的判断标准提炼出了语用学的基本要素：说话人、听话人、语境、言语行为。基于此，国内学者索振羽给语用学下了一个新的定义，即“语用学研究在不同语境中话语意义的恰当表达和准确理解，寻找并确立使话语意义得以恰当地表达和准确地理解的基本原则和准则”。⑤ 这与语文学科的核心理念———“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语文”可谓不谋而合。语文学科的核心特征正是语言的应用，而语文教学也正是基于语言运用、为了语言运用、在语言运用中的活动。张志公先生将这一思想通俗地表达为“语文教育致用化”：“形成‘为用’的教育目的，‘管用’的教学内容，‘会用’的教学方法，‘能用’‘够用’的教学效果。”①对此，王尚文教授也一再强调：
　　抓住了“运用”，也就抓住了语文教学的牛鼻子。语文教学的奥秘，几乎全在“运用”二字。明乎此，语文课程中的阅读才能和其他课程中的阅读真正区别开来，语文教学才能真正走在语文的路上，从而真正达到提高学生语文能力的目的。②
　　由此可见，语用学和语文教育学两个学科在“语言运用”上形成了高度的契合，前者目的是生产语言运用的知识，后者目的是传递语言运用的技能。正因为如此，李海林把语用学作为语文学的原理性学科，把“言语”作为语文学的核心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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