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贵州票据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_梁宏志著_9787030506344

　　票据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历史实物凭证，记载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特点。《近代贵州票据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记录了近代以来，偏远地区的贵州经历的票据近现代化历程，揭示了贵州社会传统票据与现代票据、全国性票据与地方票据杂糅共处的特点，阐述了各种票据在贵州社会近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深远影响。
　　《近代贵州票据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可供对票据收藏感兴趣的收藏者阅读，也可供对经济史、贵州地方史研究感兴趣的研究人员参考和借鉴。

更多科学出版社服务，请扫码获取。

　　票据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逐渐不能满足商品交换对其支付功能的需要。因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买和卖在时间与空间上发生了分离，即商品实体的转移和货币的结算不能同时进行，再加上异地买卖中货币的携带非常不便，进而诞生了钱、货不能两清情形下的货币信用制度，而票据最初就是作为货币信用工具应运而生的。“票据为货币行使的代用品，亦为货物交换的媒介物。故凡商业信用发达的区域，票据的流行，大都极盛。”①中国现在的票据制度形成于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达时期，至于票据的起源则可以追溯到古代。《周易·天官·小宰》中说：“听称责以傅别。”所谓“称责”就是放贷，“傅别”就是立契，即借据或契券。通俗地讲，就是借贷双方订立契据，契据一般为两联式，中缝写有契约文字，然后一分为二，由债权、债务双方各执一联，收债时将两联合二为一，验证中缝上的字迹是否吻合。这是中国首次以文字形式谈到借据这种信用工具。因为历史的久远，加上文字资料的匮乏，以现在的眼光看这种契据不一定是演化出日后票据的原生物，但从它的契约性和技术性能上看，无疑包含了票据的胚胎。
　　唐代时，出现了柜坊这种专门收受和保管钱财的信用机构，人们把钱财委托给柜坊保管，柜坊开出类似于现在支票的“帖”以供人支取。到唐宪宗（806-820）时，由于信用业务的发达，出现了代替现金运送被称作“飞钱”的票券。经营“飞钱”业务的人，起初是地方政府驻京的办事处或代表人，即各道在京的“进奏院”及各军、各使所派负责人，后来发展到商人。各地商人在京师出卖货物时，可以将货款交给自己所在道的“进奏院”，或交给在各地方设有联号的商人，由进奏院或商号出具票券，将其中的一联给商人，另外一联寄回各道或分号。商人回到地方后与寄回地方的一联合券即可取兑货款。“飞钱”这种信用流通工具，实为中国式汇票的雏形。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